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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被打倒之后，朝廷财政危机再次爆发。
被打压的宗室人口，恢复名位，宗室人口与供养开支，报复性增长！
张居正死后二十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宗室人口增长到六万余，年供养开支高达1526万两，占比当年总支出52.89%，当年总支出2889万两。
当时处于万历三大征时期（1573-1620年），朝廷在打仗，开支增加。
【网络谣言，说大明财政危机，是因为打仗导致的，这是偷换概念的！】
因为，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总支出也不过1160余万两。张居正遗留下的积蓄，就足够开支了。
【大明财政危机的核心根源，是供养宗室的开支！】
而万历亲政后、天启、崇祯，三朝皇帝，都没有节流，对宗室进行改革。
朝廷财政危机，那就增加收入，大肆开源，于是有了矿税、抽税、加派饷银等名目的举措。
万历矿税的成效，根据杨涛先生在《明代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的统计，金约为9952两、银540余万两。
有一件事，说天启时期，打仗，朝廷财政不足，叶向高向皇帝请发内帑，皇帝发出3000万两。叶向高于是感叹，“我以前总是怀疑，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皇祖要这样刻意地收敛天下之财呢？现在东虏发难，封疆突坏，举国之财不能继辽饷，不得不时时请发内帑，我才忽然明白了皇祖的深谋远虑。”吹逼万历皇帝的深谋远虑，给大明续命。
然而这事，系三真七假的网络谣言！
真相是，叶向高确实向天启请发内帑，天启也确实发了内帑。但是，不是3000万两，而是200万两。
万历矿税所得，大体上是赐给了福王，有“耗天下财，以肥福王”的说法。万历疼爱福王，本来是要立福王为太子，继承皇位的。但是反对声音大，最终作罢。
矿税并非开源的大头。开源大头，是加派的饷银。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宫内虽有积储，不肯拨发，于是援御倭例，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赋银200多万两。
四十七年又加3厘5毫。
四十八年再加二厘。
前后共加九厘，共增赋银520万两，遂为定额。
名义是为国为民，筹集军费。实质上，是宗室吃财政，财政亏空，导致军费不足，然后开饷。这种行径，与清末，老佛爷挪用军费修园子，不逞多让。
崇祯三年（1630年），又强征“辽饷”，亩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1637年），明廷为镇压农民起义，开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皇族宗室的开支，除了一般的供养，还有其他一些的零碎部分。
比如修建陵寝，这也是一大笔开支。万历的定陵，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动工，历时6年完成，共耗用白银800万两。
比如修三大殿，累计花了688万两。
比如皇室婚配册封赏赐等事项。万历朝时累计花费近1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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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亲政后、天启、崇祯三朝，皇帝从来没有改革宗室，节流宗室支出。
网络谣言，说因为东林的反对，所以朝廷收不上钱，导致军事失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污蔑。
大明朝廷从来也没有收不上钱。
朝廷的纷争，也不在收不收的上钱，而是向谁收钱，收上的钱用哪里去！
在崇祯时期，除了各种摊派饷银之外，还有一种操作增加朝廷收入，那就是滥发铜钱，铜钱一路贬值，从崇祯初期的一两银子兑550文铜钱，到末期的33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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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是朝廷中的一股势力，但是执政的时间，极为短暂。
第一段时期，是在万历皇帝后，因为推朱常洛（泰昌皇帝）为太子，有从龙之功，但是这位老兄命不好，刚做皇帝一个月就死于红丸案了。
网络谣言说，红丸案幕后主使是东林党，这也是胡说八道。东林好不容易把他推为皇帝，就是为了把他干掉，玩一波弑君？完全说不通！
干掉泰昌帝的黑手，更像是东林的敌对势力。
害怕东林主持朝政，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把泰昌帝干掉！
东林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从明亡后，东林党人黄宗羲（被阉党所杀的七君子之一的黄尊素的长子）的《明夷待访录》中可见一斑。
开篇《原君》就抨击：后来的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这明显就是针对大明朱家的皇族宗室制度的。后来螨虫承袭明制，乾隆年间，《明夷待访录》被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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