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了，日本人又开始打炮，我们东门这边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让他们炸了。
炮声一停，杨排长又扯着他的大嗓门叫唤:还有活的吗？
我们也跟着一起喊，这么一喊还真有用，零零星星的有人从墙头后面站出来，我们又凑成了40多人。
鬼子从东门又进来了，门口没有人向他们开枪了，他们又开始分散搜索。
我们分成五个人一组，在各个破墙头后面跑来跑去，跟日本人玩起了猫抓老鼠。一会儿他们是猫一会儿我们是猫。
打得最凶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隔着墙头扔砖头。
就这样，坚持了一个上午，谁都拿对方没有办法，日本人只能又退了出去。
杨排长统计了一下人数，只剩下25人了。这仗没法打了，我们决定退往城中寻找师部。
往城里走了几里地，不断有人朝我们打黑枪，等我们到达城中心洋人教堂那里的时候，我们只剩下13个人了。
教堂被炸塌了一大半，师指挥部的牌子被炸烂了掉在地上，这里已经没有自己人了。
我们都感觉要完蛋了，现在全城都是日本人，原来我们东门是最后一个失守的。
现在不知道往哪去了，只能往响枪的地方跑。
我们跑到距离我们最近的打枪的地方，五个日本兵围住了一个破院子，我们悄悄摸过去，在距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开枪放倒了这五个鬼子。
杨排长的嗓子都喊哑了，割猪蛋的军医替他大喊:麻婆豆腐。
里面回了一声:宫保鸡丁。
从院子里出来的人是瞎了一只眼睛的一营长，他还带着十几个人在身边。
杨排长扯着嗓子骂:狗日的怂包！就五个鬼子就把你们围了？你们的枪是烧火棍么，你们的刺刀是用来挖鸡眼的么？团长呢？
一营长的官大，也被他骂得没脾气，指着后边的破院子回答:死了，正要埋上呢，鬼子摸上来了。
我们跑进院子，看到张宣武团长被埋了一半，我眼睛尖，看到土里有点冒热气，我摸了一下他的脉搏，还有跳动，我对他们说:人没死！
杨排长吓唬一营长:你等着团长剥了你的皮吧！
割猪蛋的军医跑过来翻看了一下团长的眼皮，肯定地说:活着呢！活着呢！
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把人从土里挖出来，放在一张门板上。
割猪蛋的军医在他胸口又是砸又是推，张团长咳嗽了一声，人醒过来了。他的腿被炸伤了，肚子上还有一道口子，人是起不来了。
他转头看了我们一遍，跟我们说:师长死了，师指挥部的十几个人都死了。122师完蛋了，带活着的人从北门撤退吧，咱们41军的总部在临城…
话没说完就又昏倒了。
我们在一处比较高的院墙里边躲着熬到了天黑，这期间不断有溃兵集合到这边，几乎个个带伤。附近几个院子总共挤了200多人。
可把割猪蛋的军医忙坏了，我们帮忙从死人身上扒下衣服撕成布条，他挨个给伤兵包扎。
夜幕降临的时候，城里的枪声渐渐停歇下来，我们趁着天黑往北门摸去。
到了北门，心凉了半截，城门被土堆给堵上了。
没办法，大家只能轮流上阵，用刺刀铁锹木棍扒拉土堆，忙活了好长时间，才挖了一个缺口出来，大家手脚并用往外爬，那些爬不动的就被其他人拽着拖出去。
我们轮流抬着张团长一路向西北走，队伍越走越慢，一个个蔫头耷脑，杨排长那张破嘴也终于闭上了。
大概走了十来里地，走在最前面的排头兵警觉起来，对后面人说:快点隐蔽，有情况。
我们赶紧躲到路两边的田地里趴下来，月光下，看到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向我们走过来，靠近的时候，开口问我们:是守滕县的兄弟吗？
原来是中国人，听口音是附近的老乡，他把灯笼靠近自己的脸，我认出他来了，是跟我一起拉板车的刘兆福，年龄比我大了十来岁，都是以兄弟相称。
我喊了一声:刘兆福大哥，我是闫老四！
我跑到他身边，他用灯笼照着我的脸，拉着我的手说:老四兄弟，你咋也去打仗了？快啥都别说了，跟我走。
我们跟着他走了大概一里地，看到前面黑压压的一群人，把我们吓一跳，刘兆福解释说:这是十里八村的乡民，知道你们这几天在藤县打得惨，每天都在这等着你们。
他高声对村民们喊道:老少爷们们，川军的兄弟们撤出来了，快点帮忙抬伤员！
老乡们把床板和门板当成担架，呼啦啦地迎上来，把我们所有的伤员都放上担架，刘兆福带头，一路往西走。每路过一个村子，就会留下一两个伤员。
这些村民最远的都有从沛县来的，距离这里有30里地，我们把重伤的张团长留在了刘兆福家里，伤势比较轻的让沛县的老乡用驴车带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所有的伤员安顿好，此刻我们已经距离滕县三十多里地了。
接下来就有两个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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