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才这个气呀，自己辛辛苦苦，苦心经营，到了儿都给别人做了嫁衣裳！
这个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大老粗一个，大字识不了半口袋，靠着武斗发家，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一万人大厂的一把手？真把厂子交到你手里，你玩的转吗？
他还不服气。到了这时候，再靠过去武力斗争那一套，搜集人家无中生有的证据，搞帮派，把人家批斗下去，已经行不通了。最高指示已经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上边风向已经变了，他不适应也不行。去市委反映，他忽而就发现，市委里他熟悉的好些面孔，也已经不在了。
领导好言好语地安慰他几句，就把他打发回来了。但人家说的中心意思，他还是听明白了。
国家必须拨乱反正，抓革命，促生产，关键在促生产。没有生产吃什么？你擅长的那一套，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极力防止的了。没因为这个追究你就不错了，还惦记着当一把手，你想什么呢？真是香臭不分了。
他惊了一身冷汗回来，回来以后，倒比以往老实了许多。
张代表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留下来。过年的时候，竟破天荒地给和他有过接触的，认识的所有工人们，挨家挨户地拜年，也来了姜姨家。
在姜姨家里，他呆的时间久一些，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和姜姨说了好多部队上的事。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自己住在老百姓家里，亲身感受到的军民鱼水情。
在他看来，知青插队是必不可少的。知青们向解放军学习，以解放军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必须要体会做为军人，应该怎样对待老百姓，老百姓才会拿你当子弟兵。
从谈话里，姚远也知道了好多关于姚叔养父的历史，这恐怕是姚叔都不知道的。
这的确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从未考虑过自己的，一个值得所有人尊重的，伟大的灵魂。
张代表说了他在部队上的事迹，姜姨回忆了他在工厂里的贡献，一个完整的革命者无私的光辉形象，就活生生地站在姚远的面前了。
然而，斯人已去，姚远也只能默默地为之惋惜了。
在外人面前，姚远还是装傻子，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不傻。那样，他做为傻子的许多特殊权力，就没有了。
比如，可以早上不去清洁队报到，参加学习。再比如，动手打了张建军兄弟，张顺才无法追究。还比如，把院子变成麦子地……
守着张代表，他尽量不说话。我不故意装傻，我用不说话来让你自己判断。如果你觉得我是傻子，我也没有办法。
张代表还去了姚远那边看了看，看麦子地和那套做为老厂长办公室的房子，也没多说什么。
临走，才跟姜姨说:“这院子里种地，离得房子太近，屋里容易返潮。还是跟大傻说说，收了麦子，以后就不要种了。”
姚远是做过组织培养对象的人，对领导讲话的理解能力，自然要比一般人强许多。
从张代表这一句话里，他就听出了苗头。
张代表主动管起与他无关的事情，又这样挨家挨户地拜年，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有了对工厂的管理权，或者，他在为将来介入管理，而提前打群众基础了。
他把自己这个看法和姜姨说，姜姨还不信。当过了年，张代表成为矿机一把手的消息传出来，就把姜姨惊了个目瞪口呆。
三八妇女节那天，姜姨去上班，家属小厂开了职工大会，会上就说了矿机有了新的领导班子，对家属工厂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大家改变散漫的工作习惯，抓紧严格纪律，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
姜姨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只是听到像她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上班不行了，才多少留些心，感叹着好日子没有了。
散会之后，她才从工友们的议论里，知道新的革委会主任，就是张代表。
姜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回家以后就直接去了姚远的屋里，看姚远半天才说:“大傻，你说你要么就是个傻子不开窍，这一开窍，一下就变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你这是要吓死姜姨呀！你不是有啥东西附体了吧？”
姚远就弄出一副委屈的表情来说:“姜姨，我都给你，说好多回了。我本来就不傻！就是说话，多了，不利落，你咋就不信呢？”
姜姨是彻底糊涂了。这个大傻，他过去到底傻不傻呢？
姚远就嘱咐她说:“姜姨，这个话题，以后不要说，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不傻。”
姜姨就问:“为啥呀？”
姚远诡异地一笑，指了指东边张顺才家的方向，姜姨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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