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避无可避的蝗灾。
明代徐光启，视“蝗灾”为饥荒的三大元凶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灾多因“旱极”而起，危害也远甚于水旱。
徐光启的看法被现代科学证实，蝗虫产卵的最佳产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时期水位消退，滩涂和裸露的河床给蝗虫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时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产卵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较低的植物为食，快速成长，紧接着再度繁育，然后在飞到其他地方寻找充足食物继续繁衍。这种恶性循环会让原本小范围的旱灾扩散为大范围的饥荒，农田、牧草乃至树叶统统被蝗群啃噬一空。
其二，可怕的瘟疫。
瘟疫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往往会成为旱涝灾害的重要次生灾害，而且在杀伤力上远比旱涝灾害更恐怖，救助难度也更高。
旱涝灾害时期，粮食短缺、家园破败，流离失所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免疫力大大减退。再加上旱涝灾害时期气温变化剧烈，又兴起了各种传染源，很容易引发瘟疫。
首先来看水灾，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灾一旦发生，人们很难获得洁净的水源，而且洪水兴起时很可能从疫区或者土壤深层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时，在水灾中溺亡的人畜尸体难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败并滋生各种病菌和蚊虫，成为传染源。
其次是旱灾，同样是疫情的高发期。旱灾往往伴随着高温，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们虽然不会挨冻，但却会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体在高温下快速腐败，滋生和散播各种危险的病菌。此外，旱涝灾害都会加剧鼠患，这一重要的疾病传播源进一步加快疫情的扩散。
最可怕的当属“旱灾蝗灾瘟疫”的“组合拳”，仅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两起这样严重的“复合灾害”。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晋、陕五地大旱，而万历十四年又爆发了大蝗灾和大瘟疫；明万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时发生大范围瘟疫和蝗灾。
而且灾情爆发时，总是有大发国难财的恶人们，他们或是私吞备灾的仓储，或是直接贪墨救灾钱粮，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积物资待价而沽，视天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
朱榔是穿越者，他太清楚以后大明的灾难，和大明百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朱榔写出一份三万字的上表，要求朱元章一定要提前未雨绸缪。
首先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灾是最佳的选择，从源头上消除天灾爆发的诱因，极大地降低其爆发几率。天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对于明代尤其如此。
明代最重的灾情就是旱涝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朱榔要求在中央机构中，工部下设都水司，主导全国的水利工作，并将其分为“转漕”和“灌田”两大类。并明确了闸坝、堰圩等水利设施，实现涝时蓄水、旱时泄水。
并且全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还需要派出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设施，可谓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水利人才。
其二，未雨绸缪，备不时之需。
“闲了置，忙了用”，老百姓都知道紧要的物资需要提前准备好，更何况国家的荒政。
灾害发生后，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明代通过“预备仓”制度来储备粮食，实施备灾。
预备仓由户部主管。预备仓的具体设置由地方州县官员负责，每个州县设置东南西北四个预备仓，选拔当地年长可靠的民众管理。
预备仓中的粮食有多种来源，一是鼓励富足的民众捐献粮食，并给予“义民”称号、官位等奖励；二是直接贮存官粮，或以官田地租、税契、官银等为代价收购粮食；三是没收赃款，将罪犯的家产充公。
如果有人敢贪污预备仓中的米粮，朱榔的要求是诛九族，这个诛九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有些太严厉了，不过，朱榔却力排众议，就是要诛杀九族，一族都不能少，谁敢动就杀谁。
跟着朱榔要提出外仓，所谓的外仓就是吕宋，安南，占城...等海外国家，朱榔要求在洪武二十年之前，要将这些在明朝周围的小国家全部收服，让他们成为大明的外仓，如果大明的灾害过于严重，预备仓失效，那么就直接启动外仓。
第三是驿传...在洪武年间，灾情上报并没有时限，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各地都有驻军且备灾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赈灾。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不敢不报，一旦瞒报灾情，地方的耆宿有权直接向朱元章连名上诉，瞒报的官员直接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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