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军也不是没有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
朝廷官僚们对内地军队情况并非是两眼一抹黑，也大体知道哪的兵的可用。这些自负的政治精英并非无才干。
比如，他们知道昔日招降的十强匪现在的十节度使中就有几个很是能征惯战的。
但十节度使不是离得远，就是从各地调集太慢太耽误时间。
最有把握剿贼的强军当然是调集西军或北军。
但这两只军队同样太远，赶不及。
要剿灭的可是流寇，不是盘踞一地可从容调兵剿灭的反贼。那伙人正拼命冲向东海呢，流窜得很快。容不得慢慢来。
就算西军北军能赶得及，也不能随意抽调。
辽国燕云地区汇聚着众多缺衣少食的原辽东难民，正红眼等待北边关地区夏收完成就必定会南下疯狂抢掠以轻松获取钱粮，把辽东和燕云的灾难困难巨大负担转嫁到宋朝身上。
文成侯赵公廉早就把这个预测汇报到朝廷提醒北边关严阵以待。
北军民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血战冲突，守住边防，防范辽人钻空子进犯怕都力有不逮，哪有多余兵力南下剿匪？
西夏方面也是看到了机会，想趁燕云难民南下大肆抢掠而牵制了宋军的好机会夹攻大宋狠捞一把。
西军察觉了西夏大军蠢蠢欲动迹象，正严加戒备，无心它顾。
大宋边防形势严峻。皇帝赵佶危急时想起的救架第一能人赵公廉即使有心也无力来追剿流寇和海盗。
那么剩下能调用的大军只能是京城禁军，兵力够而且从京城北上山东，距离很近，多半能赶得及堵住东奔的流寇。
这情况，上朝众臣没人是傻子会看不明白，却没几个人提起赶紧抽调京军北上。
京城八十万军队，已经紧急抽调走了四十万，十万镇守江南，三十万负责追剿并防止海盗偷袭京城，都责任重大而危险，这时候根本不可能调回来防守京城或分兵调去堵截流寇，剩下的一半京军，即使仍有四十万，皇帝也胆怯，只感觉守京兵力不够用，就怕强贼耍阴谋诡计突然袭来时军队守不住京城保不住他的命，内心不愿意再抽调兵力去剿灭流寇。
海盗和流寇的破城力传得实在太可怕了，攻破州府城池简直如同喝酒吃菜般轻松容易。
东京众臣更是贪生怕死占绝对主流。宰相、枢密使等要员更是自私惜命的。
官僚们都和皇帝同样胆虚，不愿再抽兵，又猜知皇帝心思。谁还愿意违逆皇帝心意又不顾自己家小命极力主张调京军。
满朝文武激烈争论。
在皇帝红眼急怒直接喝问到底怎么办时，有人主张急调文成侯部下骁勇能战辽寇的大军南下追剿流寇并配合高太尉大军剿杀海盗。理由振振有词。
文成侯的军队能征善战，还配有不少骑兵，来了绝对有把握打败区区只人数多的流寇。
关键是，清真山流寇和海盗才是大宋的致命威胁，朝廷绝不能放过，否则对大宋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太恶劣，动摇了国本。至于沧北少了军队，让辽人祸害重了，不大紧。
沧北本就是偏远荒凉地，地广人稀，没什么要紧的，再损失又能损失多少？不可能和海盗和流寇造成的损失相比嘛。
剿灭上岸海盗和流寇，不但重创了海盗，振奋了国威，稳定了人心，还能截获抢走的无数钱粮财富。
说来说去，无非是辫子朝时宁与外国强盗，不与家奴那一套。宋国财富可任辽国抢，但决不能让国人反贼民众得了去生活。
至于调文成侯部下军队从大老远的沧北南下来剿匪来不来得及，是否有可操作性，建议者就不关心了。
其中暗含的居心叵测阴险算计只有建议者自己和背后的势力清楚。
说穿了，到了国难的这时候，这些人也首先考虑的是内斗，生怕赵公廉不死、沧赵家族在辽人南下抢掠时不灭。
……….
众臣提供了各种建议，实际没一个靠谱的，却争执不下。
蔡京、白时中、张邦昌等宰相要员却一个个皱眉做深思状一言不发。
赵佶本就是个犹柔寡断只精于享乐和玩权的皇帝，被众臣这么一激烈搅和越发六神无主，根本拿不定主意，那只能放众臣回去再好好想想。再开朝会再议。
一再议就拖了起来。
各种奇怪点子出来的更多，争论得也越发激烈，唇枪舌剑，辩得急眼了，差点儿在朝堂上打起来，闹得赵佶更焦虑心烦，也越发没个主意，结果转瞬就过了四五天。清真山流寇都扫荡过了大名府辖区。
北京大名府是首都东京防范辽军破了边关长驱直入打来的第一军事重镇，布有三万多重兵，兵坚甲利配有天王李成、急先锋索超等悍将，绝对有势力堵一堵周川马元领导的这只流寇团体，但文才武德兼备的梁中书压根没敢出一兵一卒去攻击。
他同样被海盗的强大号召力和这只流寇的招揽人心破城能力吓住了，深恐大名府也被内乱破了，严令守军紧守大名府不得不出城一步，任流寇军扫荡辖区县城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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