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与圣王是东秦开国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东秦的开国皇帝，一个是东秦军界最高领袖兼帝国二把手。可以说，东秦帝国是两人合作共同建立起来的。
高帝与圣王这两个人的关系，则既是君臣，又是兄弟。二人同乡近好，早年便义结金兰，高帝“与圣王、明王相友如兄弟，坐同席，寝相枕。”（《前秦书?高帝本纪上》）等到高帝避难北逃之时，恰好遇见了返乡路上的圣王，于是二人一起去投奔了郝应所率领的义军。
在投奔郝应后的第一战——零陵之战中，圣王策马斩敌将于万军之中，三军大震，名扬营中。但义军郝应除了诧异圣王的英勇之外，更惊奇高帝的反应：“人皆惊畏，而王径赴帝所在，报斩将，帝嘿然，人益奇服之。敌既亡将，溃，为郝应所破。已胜，应寻问何人，知是王所斩，又知帝之所为，乃延见，睹帝器宇非常人，受帐下督。”（《前秦书?高帝本纪上》）圣王斩将万军之中，“人皆惊畏”，圣王却不顾其他，径直走向高帝，这显然是圣王不想独占英名，想通过自己服事高帝来引起人们对高帝的注意。而高帝“嘿然”，似乎认为圣王斩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是使郝应感到大为惊奇。可以说高帝与圣王这次配合，既造大了圣王的声名，又凸现了高帝的形象。
圣王与高帝的默契绝非只此一例。作为高帝心腹兄弟，圣王往往能够通过高帝的暗示，分析出高帝的心思。最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崇宁九年那次战略的抉择：
“九年二月，帝会诸将，问曰：“今欲北，莫若自上庸而如中原，或捣汉中而取关右，宜何者？”诸将皆以为，若入川者，又须夺关右，难也；从上庸发，直捣中原，兵可不日近雒都，易也，且若击川秦，孤军而行，发上庸，与郝应可合。
帝时欲图蜀中，以是嘿然不应，王知帝心，乃建言曰：
“今兄台已取三郡，自可独成一业。虽兵马不足四万，而宿将精兵，非不可假以成事。若道上庸，虽沮少，而必附于郝将军，彼众而我寡，则仰人鼻息，君上有龙虎之志，岂可委质于他人，此一也。
中原与荆襄相连，使我取之，安能不为郝将军所内？若克定川秦，则益雍皆为我所有，夫此天府之国，若据之，北可图晋凉，东可入中原，进可辉扬大义，退可固关自守，此天所以成君上之业也，阖弃之？此二也。
夫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我兵出上庸，偪中原，指雒都，其必倾天下之兵以斗，我寡而敌众，安能必胜？然若我入川蜀，任郝将军击中原，则梁必虚西兵以东乡，我可收益雍如探囊，此三也。
观此三者，则入川为上，而出上庸为下矣，窃为君上谋也。”
帝大悦，拊之曰：“此吾高辽也。”诸将尽以为然，遂继西讨，王仍从斗战。”——《前秦书?圣王本纪上》
高帝此时已有自立之心，因此心中必然是希望走川蜀而非上庸。诸将皆为武夫，不明高帝之心，但当圣王察觉到高帝“嘿然不应”时，作为多年的手足兄弟，圣王体会到了高帝的心志，于是随机应变，现场向诸将分析了应该入蜀的三点原因，说服了诸将。根据当时情况，圣王是在没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临场发挥，对进军战略进行分析，可以说，这段分析一方面体现了圣王的战略智慧与随机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圣王对高帝心思的把握与二人间的默契。后来高帝得到郝应的封书时，产生了自立为王的想法，也是通过给圣王眼神，来使圣王提出这个想法的：“帝既得书，诸将称喜，帝面无色，罢退诸将，留王、明王、管恪。帝目王，王意之，曰：“夫川蜀王者之地，未尝不可以称制也，今君上已并八郡，带甲六万余，又据天府之地，何必委身于魏？”明王、恪然之，帝遂喜。”（《前秦书?圣王本纪上》）
如果说圣王能够看懂高帝的心思，是圣王单方面对高帝的忠心，那么高帝对圣王的信任，使二人间的君臣关系更加显得融洽。在创业初期，高帝对圣王的建议言听计从，无论是嘉鱼之战，还是江陵之战，高帝都采用了圣王的计划，甚至在江陵之战这场关键性战役中，高帝对圣王采取了“尽以委君”的信任。
高帝独立创业后，无论是进攻关中的时机，还是进取山东的行动，都咨询采纳了圣王的建议，并且在东出函谷之后，干脆将长安与关中都托付给了圣王，而圣王也没有辜负高帝，平定郭孝成、消灭马隆、治理关中、供给军粮，为在山东转战的高帝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与源源不断的资源补给。
其实，高帝对圣王的信任还体现在一件可能并不惹人注意的事情上——收降郭孝成。《前秦书?郭孝成传》记载：“先是，圣王在雒都，拜孝成为师，从学兵法、武技于孝成，圣王闻孝成守牂牁，遂招纳保荐，帝乃拜孝成为前将军，以为先锋，北乡广汉。”面对不知底细的降将，高帝仅仅因为圣王的保荐，便敢将前锋重任委以郭孝成，足见高帝对圣王信任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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