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秦高帝成功夺取“巴地”，并放弃取道上庸以进攻中原，而选择继续西进夺取蜀地时，却将任成留在了上庸：
?八年秋，帝入巴蜀，求成偕行，成遂与共西乡，先锋破房陵，取上庸，帝乃留成于上庸，使北备梁。⑤
秦高帝的这一举动，与此前向郝应请求与任成一同西进一样，都是在利用任成的特殊身份，发挥其政治作用：首先，秦高帝既然已经决定夺得蜀地以自立，自然不希望身边有任成这样与自身威望相当，具有一定独立力量，且与其他势力关系密切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因为这无疑会导致内部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秦高帝必须使任成远离，西秦都云令在注解《前秦书》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秦高帝）遂委兵一万于任成，使声助于郝应（注曰：时任成虽与帝有旧，非帝内臣也）。⑥
其次，秦高帝虽然已经事实上宣告独立，但在表面上仍然隶属于郝应，秦高帝在自身根基未稳之时，自然也不希望与郝应过早地出现争斗，因此，秦高帝选择将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的任成，留在处于秦高帝和郝应势力之间的上庸地区，无疑发挥了一种缓冲作用；最后，上庸作为巴蜀的西北门户，自然需要看守，与其分割自己的力量，不如就势使任成留守，“北备梁”。总之，秦高帝在分析当时的局势后，第二次利用任成作为秦高帝与郝应的共同亲密人士这一特殊身份，实现了自身的需求，而任成也再次通过自己特殊身份的被利用，被动地在秦高帝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秦魏之间：秦高帝独立后的任成
梁废帝崇宁十年，郝应和秦高帝相继称王，随着郝应的一句“何言为我取川蜀？受之诈也”⑦，二人终于正式地成为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势力。而任成作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中间人士”，其在两者之间的向背，无疑会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证明，任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两者抛出的橄榄枝中作出了抉择：
?十年正月，郝应称魏王，拜成兖州牧，爵韩国公。二月，帝称秦王，拜成为右将军、兖州牧、韩国公。成得拜，不知何从，遂问以司马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云，与二王皆称臣，且和之，但受兖州牧，不称韩公，以上庸、房陵、武当、筑阳、山都五县为兖州境，惟守土养民而已。⑧
?时任成亦得郝应官爵，不知何从，问于左玄，玄曰：“将军今居四战之地，宜按而不动，报书二王，莫为倾倒，静待以时变也。”成从之，如其计。⑨
任成最终采用了幕僚左玄的建议，主动地利用了自身的“中间人士”这一特殊身份，选择“静待以时变”，“惟守土养民而已”。此时的秦魏双方，无疑都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的梁朝身上，也不希望与对方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较量，因此，任成这一政策最终得到了成功践行，任成主动利用自己作为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发挥了缓冲调和作用。
随后，面对秦高帝的进一步拉拢，在左玄的建议下，任成最终还是选择偏向了秦高帝：
?开阳元年帝出关东乡，拔弘农。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复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注曰：二帝者，谓帝与郝应，上庸于荆益之间也）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可比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可比也。”曰：“将军当自为也。”成会其意，乃拜曰：“受教先生。”奉表于帝，帅上庸军二万乡渑池，与帝共平河南。⑩
?高帝东乡出关，书与任成，使自上庸北出。成得书，不能决，又问于左玄：“今何于二帝？”左玄曰：“夫荆襄可与关中比险乎？”成曰：“非也。”又曰：“魏帝可与秦帝、管恒比智乎？”成曰：“非也。”曰：“将军自为也。”成乃拜曰：“受教先生。”乃麾军助王师。?
任成在帮助秦高帝取得黄河以南地区后，被任命为“兖州刺史”。秦高帝的这一安排，与其此前在入蜀后的安排如出一辙，也是在处于秦国为魏国区域之间的“兖州”，安排了任成这一秦魏双方之间的“中间人士”留守，以期起到缓冲调和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秦高帝对这一“中间人士”也存在着担心与怀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秦高帝安排张骁为东郡太守，后兼兖州长史，以对任成起到防备监视作用：
?帝围东平，骁率军先登拔城，以功拜东郡太守。时魏武庄公任成将兵自上庸发，道河南，与帝共克兖方。帝以兖方在秦、魏、梁、陈之间，须良将填之，又以武庄公与郝应有旧，居秦、魏之间，能隔离纾缓二国之争，遂拜武庄公为兖州牧，填守兖州。而帝以武庄公与郝应素来情深，虑有他变，遂又使骁以安北将军兼兖州长史，辅佐武庄公，亦为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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