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对此很是坦然。
“当年我为了练好字，也曾去偷过字。不过我偷的不是学生的字，而是专去偷明道楼前张榜公告上学官们的字。”
随着梁山伯缓缓的叙述，傅歧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祝英台和马文才原本就没有声音，一时间，屋内只有刘有助低低的哭泣声。
“现在明道楼前张榜后立刻糊去的规矩，便是我那时的莽撞造成的。”他说，“我撕去公告回去临摹馆主和其他助教的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道早就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当时和我同居一室的同窗去助教那里将此事告发，将我所偷的所有字都当众搜了出来，更绑去了馆主那里，要逐我离馆……”
“是老馆主维护了我，对其他反对的助教说：‘我是此地的馆主，负责主持这里的学业，如果我在此开设丙科，教导学生识字，可我的学生依旧要靠去偷字才能学到想要的东西，那是我的耻辱，而不是他的。所以我不能罚他，只能罚我自己。’”
梁山伯顿了顿。
“而后，他命学官杖了他十杖。”
“小时候，我看的是圣贤之言，学的是圣贤之道，可世事的残酷让我已经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圣贤存在，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对我来说只是书上劝人向善的虚假东西。”
梁山伯连声音都在颤抖。
“可那一刻，我已经将贺老馆主当成了我的‘圣贤’。”
祝英台转过脸去，脸上已经爬满了泪痕。
她的心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滚烫了。
烫的几乎要将整个胸腔都燃烧起来。
马文才在入馆之时曾说家人仰慕贺玚的才华和人品，却不是为了投贺革所好，当年他祖父在时，曾经夸奖佩服过的人，唯有贺玚一人。
至今为止，会稽学馆也好、其他学馆也罢，仍有贺玚和那些大儒们曾经的士族弟子在资助着，他们家也没例外。
当时他来求学时，现任的贺馆主会迎出门外，并不单单是因为他是故交之子，还因为他是吴兴太守、五馆的资助人之子。
然而他生的太晚，对于这位贺老馆主的印象，也只留在祖父的只言片语里而已。贺家从西汉贺纯开始，到东吴贺循，不停有大儒出世，贺玚“才德兼备”的评价，似乎已经是理所当然。
对于他们这些来的已经太晚的士族子弟，贺玚和贺革不过是一个掩饰他们必须要和庶人混杂的“名头”，如果不是以名士为馆主，哪怕天子下诏，他们也是要犹豫着来不来的。
可“名头”这东西，又岂是平空得来？
马文才心中有些觉得贺玚馆主做的不对，梁山伯的事这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应该是错误的，可又想不出到底哪里错了。
贺老馆主没罚梁山伯吗？
他罚了，只是最终以身替之而已。
该送官吗？
撕布告这种事，之算得上是学务，并不算私事。
可此风一涨，又怎能有好处？
马文才觉得贺老馆主是对的，又觉得贺老馆主是错的，他的阅历还远没有到那样高远的地步，是以脑子里有些混乱，只觉得做出什么决定都不太对。
梁山伯叙述的速度，却没有让他有静静思考下去的时间。
“后来的事情便是刘兄所言，我被馆主正式收归了门下，可以被允许随意翻看明道楼和他院内的书籍与来往信件，正是因为有他和他的弟子们来往的信件为摹本，我的字才渐渐像样起来。”
梁山伯的语气渐渐低落。
“但若有重来的机会，我情愿不要这入室弟子的机遇，也情愿字迹潦草难看，也不会再去偷那张榜的公告。”
“为何？”
祝英台咬着下唇，难过地询问。
“为何啊？”
“因为那代价，我根本承担不起。”
梁山伯轻轻回答。
“老馆主那时年事已高，他当年在山阴县开设私学教导士子读书，我父亲付不起束脩，只能在窗外偷听，他命人引我父亲入内，在末座上给他添了一个蒲团，从未有过席位。可即便是如此，外人也算是默认了我父亲入室弟子的身份。我父亲后来当了主簿、县丞乃至县令，也未尝没有昔日那些一齐听课‘同门’们提携的情谊。”
梁山伯说：“只是那时我们都没有到处宣扬这段关系，馆中许多人并不知道老馆主收我是为了照拂弟子的遗孤，只以为是我偷字求学的‘好学’之心打动了老馆主，于是从那时起，学馆里便开始有人效仿，也去偷字。”
“啊？”
傅歧的惊讶之声脱口而出。
“那要每次都打自己十下，岂不是要把自己打死？”
梁山伯没有回答傅歧的话，可脸上却浮现了悲哀之色，眼神中也俱是伤痛。
“……一开始只是偷张榜的公告，被抓到之后，因为我的先例，老馆主也不能重罚。后来偷的人多了，学生们还要为那些公告打架，馆中没有办法，便有了公告出来后命人看管，待一日之后立刻糊去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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