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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战，勇气也，曹刿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
看着邮成若有所悟的样子，赵无恤拍了拍他的肩膀，细细解释道：“秦人团结，脑子简单，想的比较少，再加上他们世代对河西有执念，同仇敌忾之下，故而士气极其高昂，具体的表现就是作战时悍不畏死，轻易不溃。”
“魏军却不一样，魏氏过去几年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战场上公然背叛，其实对自家兵卒的士气也是有打击的，魏氏武卒效仿赵氏的军功授田制度，能得到良田美宅，还能立功提拔，所以作战尽力。一般的征召兵却没有这份期盼，看着如狼似虎的秦人扑过来，想的不是拼命，而是保全自己，魏军的右翼不崩溃才怪。如此想来，秦魏两败俱伤，便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邮成很是佩服：“主君所言，一如臣下见闻。”
诚如赵无恤说的，想要打造一支强军，在强调纪律的同时，士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先秦兵家早早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齐国的《司马法》就说：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将激发兵卒士气作为开战前必做的事。
南方吴国的孙武子，也总结了战时士气变化的规律，他说：“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踩在前人的肩膀上，赵军也有一套鼓舞军心士气的法子，其一是“礼”，要求将吏们必须善于约束自己，做到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与士卒同寒暑；二是“力”，善于身体力行，与士卒同劳苦；三是“止欲”，克制私欲，与士卒同饥饱。只有将帅以身作则，三军之众才能勇于公战，这一点，曾经的伍井，还有鲁国的冉求做的最好，赵无恤也有意将他们塑造为楷模，号召众将学习。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已成体系的军功授田、授爵制度，在这一点上，赵氏是走在时代前沿的。
战争有时候是毁灭文明的灾难，有时候却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因。在残酷的晋国内战中，范、中行、邯郸这种盘踞地方的大宗族被摧毁灭亡，大量由世卿占有的土地被分割赐给战争中有功的赵军将士。经过五年培养，从行伍一步步升上来的基层军官已经遍布赵军上下，他们在军则是小吏，在郡县则是当地的军功小地主。
量变导致质变，这些人逐渐代替小宗与家臣，成为赵氏统治河北的根基，这也是赵氏军方河北系和晋阳系矛盾的来源。
赵氏提倡”食有劳而禄有功“，于是晋阳的家臣旧部，如邮成等人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光靠“亲、故”获得提拔赏赐了。在抱怨上卿“后来者居上”和怀念赵文子、景子时代君臣关系的含情脉脉之余，他们也不得不做出改变，放下矜持和高傲，捋起袖子，参与到对功勋的追逐中去。
普通兵卒可以满足砍几颗头颅，换点田宅和氓隶，但这些更高一级的人却有更大的追求。
赵氏的军法也对此做出了规定：一师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杀伤敌人二百以上，野战时如能完成任务，并斩杀、俘虏敌人八百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下大夫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大夫以下的低爵，只加赐几十亩田，几百钱、一两个奴隶而已。但这已经足以促使贫穷的庶民们“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怨”，攻城时能争先恐后攀登，野战时能奋不顾身杀敌，自觉地为赵氏效命了。
对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则更重，在正常的官职升迁之外还有“赐食邑”、“赐市税”等。赵无恤也打算用代郡，乃至于上地广袤的土地零散分封出去，作为诱饵，激发大夫们的积极性。这可不是虚封，而是实封，赵无恤希望在不耗费行政支出的同时，把这些一片荒蛮的戎狄之土变为华夏熟地。于是经过攻代一战的教训，这次攻秦之役，晋阳地区的大夫、家臣们就显得积极主动多了。
不过如此一来，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六级别爵位已经有些不够升了，如虞喜、穆夏等连续征战，功勋卓着者，很容易连续升爵，导致升无可升，赵无恤可不想早早做出杀功勋之臣的事情来。
“看来还是得学秦汉，早点弄出二十等爵来啊……”
想到这里，赵无恤不由为这时代的秦人感到遗憾。
秦人有同仇敌忾的士气，有好勇斗狠的勇气，但在赵无恤看来，这种士气并不可靠，随时会因为战场形势变化而荡然无存，而且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有这种忠勇的自觉性。
直到商鞅变法后，用酷烈的律法，以及赵氏现在使用的“上首功”，将秦人的这种本性最大化激发出来，秦军才能做到从始至终维持高昂的士气。那支“秦人捐甲徒以趋敌，左携人头，右挟生虏。”的可怕军队，他可一点不希望遇上。
万幸，他早来了两百年……没有商鞅的秦人，在赵无恤眼中，依然是一支停留在春秋时代的不成熟军队，他们可以将山寨赵氏的魏军打个两败俱伤，但若是碰上赵氏武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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