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改元正德二十年，国家东南西北都变化较大，唯一要说有哪里不变的。
就是山东。
弘治年间的首揆刘健，因为不慎惹怒天子，被贬官至山东。当时他已年过七十，当初人人都觉得这老家伙哪怕是到了山东，最多也就是熬个几年。
不曾想刘健是个真正的长寿之人，至正德二十年，他已经九十三岁了，仍然在任。
换句话说，二十年间山东就没换过巡抚。
汉宣帝时，曾经提倡过地方官做得好的，就不要轻易调动，毕竟人家好好的，你换人干嘛。
不过这种制度并不是在任何场景下都能适用的。
首先是当官的那个人自己，时间久了，他就会想升。另外，一个人长期执政一个地方，那很容易改姓，朝廷到时想插手都难。
这是更为关键的缘由。
所以汉宣帝的这一做法虽然有其道理，但并没有被大规模的采用。
反而是几年一换的流官制占据了主流。
但凡事都有个例外，这两点因素在刘健的身上就可以被避免。
他不可能再回北京，也一向以清流标榜自身，不屑做一地方权臣。
二十年来，山东成了清流的自留地，也成了他们这帮理想主义者实验治国的绝佳之所。
然而事实是，山东是各地当中变化最小，最像正德初年的地方。
倒不能说是落后，只是呈现出的模样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儒家治下，无非就是那几招。
比如说，这里仍然缺少商业，继续维持着小农经济，正德十一年清田令后，算是抑制了土地兼并，再加上推广红薯，所以饿肚子的现象是不多的。
就算是遭了什么灾，国库有银子能够赈济，刘健为官清廉，赈灾粮不至于被克扣太多。
再比如，路引制度目前也只存在于山东等几个少数省份中。
这是经济方面。
在文化方面，山东是位次靠前的科举大省，刘健在山东各地筹建私塾、弘扬圣学，京师高院当中，山东籍的学生比例最低。
更多的家庭仍然是种地纳粮、供子读书科举。
不过正如前文所讲，这并不代表山东落后，实际上，江南沿海等地商业繁茂，到处都是海外洋人，而在商业影响之下，崇尚金钱的价值观日益普及，清高的读书人莫不为之痛心，而这其中大部分反而是比较认同山东。
这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
大航海时代之后就是全球化时代，礼仪之邦已经不适用于那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去搏斗。
所以营造出这样的市民文化，朱厚照并不后悔。
过分的重视礼教传统，最后就是诞生出朝贡贸易这种，越贸易越亏的奇怪业态。
这是他的想法。
实际上，刘健的巡抚衙门里挤着不少清流官员，更多的人则已经被他安排到了各府州县。
现如今的山东，也说得上政通人和，农业至少可以保证处处安定平稳，老百姓也算安居乐业。
早早的将正德二十年朝廷需要的新版鱼鳞图册重新收齐上报，便是明证之一。
事实上，这帮清谈之人，一是沾了朝廷给官员涨俸禄的好处，一是沾了天下清田令的好处，人地矛盾不突出，当官的不一定非要贪财才能过活，这才有了今天这般景象。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他们没有东南富庶，他们还说你没有他们的礼仪兴盛。
不过说到底，人有生老病死。
随着鱼鳞图册的奏本一道的，还有刘健的辞呈。
这也是朱厚照今天刚到行宫要和臣子们商议的事情。
他说新疆和山东各有一封奏疏，也是指的这件事。
杨一清的奏疏，他已先和户部尚书、兵部尚书通了气，随后拿出来讨论也没什么意外。
处置方式简单明了：对于哈萨克国的内乱，便是暂时任其发酵，同时秘密接触其国内势力。
等到时机，自然就是一击必中。
朱厚照的对外扩张政策其实算是保守和克制的，但一旦真的动手，那就不会隔靴搔痒。
“……山东巡抚的人选还真是不太好定，希贤公在山东二十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主要那里的官员都自号清流，若是去了个不能服众的人，反而会坏了山东眼下的大局。”
皇帝给每个大臣都赐了座，顾人仪便是坐着讲了这番话。
朱厚照听着很有道理，“但这次不答应也是不行了，三年前他就同朕提过，拖来拖去又是三年。而且再拖下去，将来换也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最是没出息，一个个嘴上说着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你只要不对他们的口味，他们最是计较和小气，而且说什么也要和你斗。
朱厚照不想在山东掀起这样的风波。
一来，那里常年平稳，不需要他太多担心，这样挺好。
二来，一旦风波起势，最终发展成什么样，会不会外溢到京师，这都不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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