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福建兵变，制置使刘韐临危受命，仅率两营禁军便进入了闽地。
刘相公不是撒豆成兵的郭神仙，手中没有大军，再会打仗也白搭。
朝廷一再催逼，为了尽快平定动乱，其人也只有祭出“撒钱大法”，几乎掏空了福建的常平仓，才堪堪平定这次动乱。
时间仅仅过去几个月，建州的钱库如今空得都能跑耗子了，哪里还有什么现钱？
为了自己的富贵和安危，张知州只能向丘八们许诺秋收以后，以本州税钱补赏御甲钱，这才勉强稳住了就要造反的兵爷爷们。
谁知道小赵官家如此急切，才借大同之力稳住朝堂，便又恢复转般仓法，逐人员分地段划任务要求地方纳粮，极大压缩了地方官员的操作空间。
秋粮刚刚征收上来，就直接运往江陵府，根本不给张动换钱安抚士卒的机会。
承诺的赏钱再次飞了，被官老爷一耍再耍的兵卒们终于爆发了。
九月初二，建州兵马大阅，军校张员等人突然发难，活捉知建州事张动，杀死福建路转运副使毛奎、判官曾伃等人。
叛军随即据建州治所建安县城自守，并括城中百姓之财，又搜刮就近的武仙银场、大同山银场等地以做军费。
福建路治所福州紧挨建州，同军拿下两浙路后，又变成了对同作战的第一线，日常战备制度落实得还比较好。
得知建州兵变的消息，提举福建路常平公事陈桷檄、朝请郎王淮等人立即率土军射士前去讨伐。
可惜，还是失了先机，乱军手中有了钱粮，已经站稳了脚跟。
陈桷檄连续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乱军打退，只能传檄福建路，要求各州府兵马速来建州剿贼。
而张员等人作乱之后，已经没有了退路，自不会坐以待毙。
张员则威胁陈提举赶紧退兵，若是苦苦相逼，他就投降大同，引同军入驻福建。
当然，其人也不傻。
同军军纪严明，真要是引同军入闽，跟着闹饷的底层士卒还有机会重新博富贵，他这种带头杀上官的旧军头绝对落不到好。
福建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且宗族势力强大，民风极其彪悍。
即便以同军的战力，想要硬取福建，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若是建州乱军主动开门迎同入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强行攻下建州并挡住同军随后进攻的把握，陈桷檄也不敢逼迫张员太甚。
至此，福建路形势已经脱离了其人的掌控。
陈提举只能退入南剑州剑浦县境内，以求暂时稳住张动。
并立即派快马入江陵，请朝廷决断。
江陵府，新宋政权行在。
上个月，根据小赵官家的诏令，各地抽调精兵陆续赶赴行在，充实了一直只有空架子的皇帝御营，总计三万二千余人，正在进行紧张的整训。
随着各路、州秋粮源源不断转运江陵，有兵又有粮的新宋朝廷终于有了一定的自保力和威慑力，不会再听到了某处爆发民乱的消息就一惊一乍。
结果，形势刚刚有点起色，福建路兵变的消息就传到了江陵，顿时又乱了。
福建路不比两浙路，虽然与江陵府的直线距离更近一些，实际的交通状况却远不及后者方便。
时隔不到一年，其地再次发生兵变，平定起来很不容易，但乱兵即便坐大，要想威胁到行在的安全，也基本不可能。
问题出在兵变的位置，太敏感了！
站的角度不一样，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
在赵构等人看来，同军若是真趁建州兵变之机攻入福建路，反而是好事。
不比打下来就能立即获得战争潜力的两浙、江南、荆湖和蜀地诸路，地形复杂出产还少的福建路简直是“负资产”。
无论是谁，要想打下并有效治理福建路，都至少需要数年之功。
同宋两国的国境线漫长且犬牙交错，大同帝国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发起大战，都要比先取福建路强得多。
摆在新宋君臣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建州兵变会不会提前引爆“本该”数月之后才开始的两国大战？
赵构的智囊汪伯彦、黄潜善、张悫、张浚等人合议后，认为很有可能。
大同第一次讨宋之战的引爆点是仙源县孔氏之乱，第二次则是光州李成之乱。
每一次，同军都是打着“安靖地方”的旗号，果断出兵动乱地区，轻易撕开大宋的防御体系，顺势取下一路或数路之地。
并在战争中搅乱大宋的兵力部署，营造大战已经来临的压抑气氛，使得本就惧同的宋军神经高度紧张。
然后，大同帝国便以一路精锐兵马凿穿宋军层层防御，直取大宋的要害。
同军的这种战术实际早已成型，当年的京东李子义之乱如此，其后的大名府之战亦是如此，再后来的河东之战还是如此。
偏偏同宋两军的战力相差实在太大，宋军屡战屡败越打越怂，又不断强化了同军这种战术的效果，自己太弱就别怪别人一招鲜吃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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