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琴只是静静地笑，不做声。她心里明情，自己这次卖杏儿的举动，足以使杏花村人半宿半宿地睡不着觉。
以后的日子里，木琴的一切言行举动均在杏花村人的目光注视之下。一些妇女有事无事地老爱往她家跑，讲穷，说钱，拉闺女要嫁崽子要娶。说完后，她们再放心地离去。之所以放心，是因为她们看到，木琴整日忙于去责任田干活或做家务，还没有什么挣钱的计划和举动。渐渐地，男爷们也都在晚饭后，将闲聊的地点由酸杏家门口挪移到了木琴家的大门口，弄得她家门前顿时变得比大队部还热闹。这一切，均因了那几百块钱的诱惑力。
直到多年以后，钟儿在决心整理杏花村这段历史时，仍然想不明白。几乎一夜之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竟一下子撇开了为他们苦苦辛劳了二十几年的酸杏，而统统心甘情愿地归属到只是一个村妇女主任的木琴的麾下。山里人独有的淳朴忠厚的优良品性，在金钱的感召下，竟在瞬间土崩瓦解了，并无可辩驳地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属性和特色。
尽管前面曾经说过，山里人终究没见过大世面，经不起丁点儿的外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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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人思想变化之快，其变化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后果，严重触及到了酸杏的利益。这一点，在村民秋后拒交公粮上得到了充分验证。
那天，天气格外好。天湛蓝湛蓝的，像潭清澈的湖水。有缕缕流云当空掠过，洁白的云朵愈发衬托出天空的湛蓝。没有一丝污渍，纯得欲滴下蓝色水珠来。
时令已到仲秋。早晨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儿寒气袭身。木琴已于两天前去了市里，至今未归。走的时候，仍和往常一样，没有交代她出去的目的。家里人也都习惯了，都懒得过问。
福生早早地起了床，做了饭。又将酣睡的娃崽儿们轰起，催促着他们吃了饭。他嘱咐钟儿和杏仔在家守门写作业，不准外出疯野。自己带上干粮，与京儿一起到北山坡上去收割谷子。他俩要到傍晚时分才能回来的。钟儿和杏仔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功课。
刚铺下摊子，茂林推门进来了。他说，让他家今儿去大队办公室交公粮，就是刚剥好晒干的花生。杏仔回道，也不知哪些是交公家的，哪些是自家留的。茂林说，那就赶明儿再交。你家一定要交好的，给群众带个好头儿呀。钟儿和杏仔就使劲儿地点头，以表明他家一定会照办的。
交公粮就像过去交皇粮似的，是老百姓份内的事。连钟儿他们这些小崽子也都知道，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一天，俩人就一直老老实实地蹲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
也是这一天，来他家溜门子的人特别多。进门就问，你家交公粮了么，准备交多少，啥样货色的呀。他俩一概摇头。这样的事，他俩是无权知道的。来的人便挂着一脸的神秘相儿，问完就走。
直到傍晚时分，木琴家的大门突然被撞开。由酸杏引领着，拥进了一群陌生人。其中，就有公社沈，还有三个戴大盖帽的。
沈连声喝问道，木琴去哪儿啦！木琴去哪儿啦。茂林则瞪着通红的眼珠子，使劲儿地搡着钟儿的肩，厉声道，你娘呢？你娘躲到哪儿去哩。
钟儿吓呆了，哆嗦了半天也没能说出话来。杏仔的胆子稍大些。他用变了腔儿的语调，好容易将木琴及福生爷俩的去向说清了。
茂林像遭蛇咬了一口似的，对钟儿叫道，快去北山找你爹，叫他马上到大队办公室呀。
钟儿麻利地向门外跑去。他们似乎不放心，竟让一个跟在了他的屁股后押着。
钟儿刚跑到村后街口，就见福生和京儿各担着两大担谷子颤悠悠地走来。许是见到钟儿慌慌张张面无血色的样子，福生显然吓了一大跳儿。他扔下担子惊道，崽儿，咋儿啦！出啥事了么。
没等钟儿开口，屁股后的就赶上前去接腔儿道，你就是木琴男人么。
福生这才看清，钟儿身后站着令人望而生畏的。他结结巴巴地“嗯”了两声。
道，你马上随我到大队办公室去，快走哦。
福生哪儿经过这种场面。他两腿一软，竟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了。现是把他拖起，半推半搡地拥他去了大队办公室。
大队办公室院里院外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有几个娃崽子围着一辆绿色吉普车，好奇地触摸观看着。大队办公室的门大敞着。门口有一架磅秤，旁边堆着一些空蹩的麻袋。只有几条麻袋鼓鼓地立在秤边，显得很是孤单。
沈正绕着磅秤转圈圈儿，酸杏及几个村干部大汗淋漓地蹲在磅秤旁。仲秋傍晚的天气已是很凉，特别又是在深山村里。他们的态相，就显得很滑稽。
已经转了腿肚子的福生，被人硬生生地推搡着进了办公室。紧接着，办公室里就传出一种温和中略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说，木琴同志为什么不来交公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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