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炮政治要不得啊···”
心有余悸的长出口气，刘弘理智的放下将御史大夫改造为中纪委的打算，转而开启下一个话题。
“今廷尉、少府出缺，朕不明于贤达，还请太傅教朕：今汉家，何人可当此二职？”
郎中令的事儿，刘弘已经和柴武达成了一致：明日早朝，柴武就将作为举荐人，正式推举令勉成为郎中令。
剩下两个九卿人选，就需要刘弘慎重考虑了。
不同于郎中令的专职性，廷尉和少府，其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其人选必须慎重考虑。
郎中令，可以理解为皇帝的武装保镖；卫尉可以看做是京城保卫部长；这两个位置，即便刘弘任人唯亲，派心腹草包上去占坑，其影响也不会太大——保镖队长和武装部长，只要对刘弘忠心即可。
而廷尉作为司法机构，其职权丝毫不亚于后世的第一法院；少府更是担着初步调控市场的作用。
除了内史之外，少府和廷尉，是汉室最具专业性，同时也是最容易看出官员能力的位置。
奉常、宗正，刘弘可以让刘不疑应付，卫尉可以让虫达在明面儿上撑着，暗中准备让秦牧接手；郎中令可以拉令勉过来占坑加镀金。
但少府和廷尉，刘弘即便想让人占坑，也必须要找专业能力优秀的人，才能胜任这两个工作。
尤其是廷尉！
在原本的历史上，文帝时的廷尉张释之，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整个西汉的法制思想打下基调：法如是足以。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犯没犯罪，犯了什么罪，应该受到什么惩罚，都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处置，不能因为执法者的心情太好或太坏，而让犯法者受罚过重或过轻。
这画风，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西元版本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如此先进，近乎于后世法制思想相媲美的理念，对文帝赢得天下人心，厘清吏治，最终开创文景盛世打下了坚实无比的法治基础。
时人一句“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评价，就足以道尽张释之的成就。
与之鲜明对比的，就是张释之的继任者——张欧。
文帝驾崩后，为储时被张释之频繁为难的景帝秋后算账，将张释之外放为淮南王相，任命张欧为廷尉。
史书对张欧的评价是‘治刑名学，然素性普成，不尚苛刻···’
刑名之学，是西汉时对法家学说的代称；也就是说，张欧是法家出身的官员。
但作为一个司法官员，坐在西汉‘酷吏高产地’的廷尉，张欧却得了个仁厚长者的名声？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张欧的‘业绩’无疑就更浅显了——张欧为廷尉十数年，廷尉处死的死囚，没超过五指之数！
难道是张欧能力太强，让景帝朝的犯罪人数大幅下降，死囚的数量降低到了每两年一人的地步？
实际情况是：张欧任廷尉之后，汉室犯罪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几何式上升的趋势陡增！
从景帝继位后的前元元年（前156年）四月，景帝第一次大赦天下，到前元三年正月第二次大赦，接近两年时间，积攒下来的罪犯人数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
而从前元三年一月，景帝朝第二次大赦，到前元四年夏天的第三次大赦，不过短短一年多，第三次大赦放出的犯人就猛增到了将近四万人！
前后一对比，第三次大赦所释放的罪犯人数剧增！
究其原因，则直指前元三年，景帝刘启的一道任命：迁廷尉张释之为淮南王相，故太子舍人张欧任廷尉！
乍一看，景帝此举只不过是在任命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史之后，继续往朝堂安插心腹班底，以执掌大权；但从结果来看，任命张欧为廷尉，或许是景帝急于推行削藩策，又别无他法的无奈之举。
光从第三次大赦的人数就可以看出：张欧任廷尉一年，汉室犯罪率最起码翻了个翻！
在‘忠厚长者’——廷尉张欧放任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滔天的死刑犯逍遥法外，抢在张欧签字通过处决命令前，等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赦。
犯罪成本直接下降到‘蹲两年大牢，等天子下一次大赦’的地步，汉室的治安大踏步向着开国初，那匪盗丛生的时代飞奔。
直到景帝发现业务能力出众的赵禹之后，汉家廷尉才摆脱‘律政透明人’的标签，逐渐恢复到张释之任廷尉时的地位。
这，就是西汉廷尉的能量——对的人能做的多好，错的人就能做得多烂！
这就使得，对胸怀大志，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刘弘而言，廷尉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法治思想模糊，官员判案基本唯心，只凭个人主观情感以及民声舆论而判罚的西汉初，刘弘需要一个合格的廷尉卿，为汉室竖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可长久沿用的法制纲略。
刘弘最简单的选择，其实就是在历史上证明过自己的张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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