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朝堂的正式命令，周灶自是不敢擅自班师；继续在长沙驻扎，手下大军又连番耗损于军粮短缺、后勤保障缺失乃至于水土不服之上。
所以在刘弘看来，周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向自己低头，只怕是为了得到一个‘允许班师’的命令，好从南方的泥潭中抽出身。
而刘弘之所以对周灶的投效高兴不起来，倒也不是因为其目的‘不纯’，而是周灶此行，使命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完成。
——周灶班师，便意味着汉室对赵佗称帝一事，几乎束手无策！
允许一个胆敢称帝的割据政权继续存在，对刘弘的威严而言，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严重损害。
在原本的历史上，周灶自南方铩羽而归，并没有对朝堂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无论是泥塑皇帝刘恒，还是权臣如陈平周勃等，都清晰地知道：在这个时间点通过武力解决南越问题，并不十分现实。
因为无论是从国家财力、军事后勤力量的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而言，汉室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解决南方割据的南越政权——但凡汉室敢将战略重心南移，北墙外的匈奴人就必将为祸边境！
而汉室，即便是在战略重心全盘侧重北方的如今，都不能很好地抵御匈奴人的攻击，就更枉论战略重心南移之后了。
对刘弘而言，最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如历史上，文帝刚登基时的陈平那样——派南越问题专家陆贾再跑一趟南越，劝说赵佗去帝号，名义上对长安俯首称臣，暂为权宜之计。
但刘弘地到来，使得这个在历史上证明过其正确性的作法，变得不再适于选择。
——在原本的历史上，陈平周勃之所以愿意从国家的角度出发，遣人劝赵佗去帝号，表面上臣服于汉室，那是因为陈平周勃大权在握，皇帝刘恒唯唯诺诺，安然做着泥塑雕像！
而如今，陈平周勃已经在政治博弈之中一败涂地；二人的立场不再是历史上的‘权臣’，南越问题对二人而言，也已经不是汉室的问题了。
只要刘弘放出‘遣使斥责’之类软绵绵的话头，陈平周勃就必然会死死咬住这一点，制造刘弘‘对外软弱’的舆论，以此攻击刘弘地威严。
届时，刘弘若是学鸵鸟，只当不知道这件事，继续派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南越问题，那在陈平周勃的鼓动下，刘弘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那点政治威望，便将荡然无存。
若刘弘为了表明自己的强硬，悍然发动对南越的武装讨伐，那更是正中陈平周勃下怀——如果和吕后一样派个杂牌军过去，那在南方的湿瘴下，北方过去的部队必然会战斗力骤减；最糟糕的情况，无疑是南越将变成汉室的流血之地。
为了攻下南越，中央只能不断地运送武器军械，粮食辎重，乃至于新生战员至长沙-南越一线，并全部填入热带森林的无底洞之中。
至于派中央部队，即南北两军前往讨伐，更是会让北墙本就严峻的战略局势雪上加霜，甚至导致关中防务空虚，关东诸侯不稳。
稍有不慎，便是天下大乱——北方匈奴犯边，关东诸侯叩关，南方更是进行着一场给汉室放血的战役···
真到了那个地步，刘弘最好的结果，恐怕也不过是说几句‘勿伤朕子民’之类，然后找棵歪脖树吊死···
这才是让刘弘着急忙慌赶去长乐，温言安抚张嫣的缘故：至此将生大变之际，刘弘必须要保证内部平稳。
而身为太后的张嫣，将对局势和人心的安定，起到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确保张嫣始终站在支持自己的一方，刘弘就能集中全部精力，面对北墙外虎视眈眈的匈奴，函谷关外伺机而动的关东诸侯，以及南边已悍然称帝的所谓‘南越武帝’赵佗。
乃至于就在长安中枢，无时不刻思虑着如何让自己犯错的陈平、周勃等诛弘集团成员···
出于这个考虑，刘弘才没有仗着手中的重要‘情报’，对匈奴使团表现出过度的强硬——在内部隐患没有解决之前，刘弘最明智的选择，还是先稳住匈奴人，以确保边墙能维持大体安定。
对于此次汉匈外交，刘弘的预期也不算太高：只要冒顿不要逼人太甚，给足刘弘面儿上的体面，那刘弘也可以勉强捏着鼻子，拿点粮米茶盐给使团带回去，全当是给冒顿的谢礼。
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已然称帝的南越割据政权，就不是刘弘能靠着对历史的认知所能解决的了。
关东诸侯的问题，刘弘自初步掌权开始就一直在布局：无论是阻止刘遂如历史上那样成为赵王，而后倒向匈奴，还是先下手弄死刘兴居，都是刘弘出于对历史的了解，为避免诸侯不稳而做出的举动。
——无论是历史上的赵王刘遂，还是在文帝登基之后，被封为济北王的刘兴居，都是在历史上有谋反前科的人！
刘弘之所以卡着进度，不愿意遍封悼惠王诸子为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历史上景帝朝的吴楚之乱，史称七国之乱；而直接参与叛乱的七位诸侯王，除了发起者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以及外结匈奴的赵王刘遂外，其余四者，俱乃文帝刘恒于登基之后，裂齐国土所封之悼惠王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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