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寿和冯衍两人一个说救，一个意思是不救，两个人都有道理。
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必定要有所取舍，作为一个想要逐鹿天下的帝王，要成其霸业，维持军队是不二的选择，也就是说，刘钰必须要保证足够争霸所用的军队，而且要保障他们的用度。有限的资源都用到军队身上，只能任由百姓自生自灭，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口其实才是最大的资源，谁控制的人口多，谁就是最有实力的那一个。一旦恢复生产，更多的人口当然能带来更多的收益。
何况刘钰是以赈灾起家，靠这个赢得了民心，迅速平定三辅，安定关中，这时候，仁德是他的名片。他的名声已传遍四海，许多百姓远道来投奔这个爱护百姓的皇帝，到了这时候，仁德也成了他的枷锁，使得他行事不得不有所顾忌，一个处置不当，便可能民心尽失，影响到他的宏图霸业。
这事实在是两难。
这时尚书令郑深说话了：“陛下，事情远没有那么糟，杜阳、漆县豪强平定之后，申请入太学和郡学的人增加了许多，捐钱粮以求赐建石阙的人也大有人在，长安和各郡的官仓都充裕了不少。”
郑深领着户曹，对于仓库中有多少存粮是很清楚的。
“陛下，上党、太原、上郡、右扶风四地，罹兵祸较少，粮畜储量尚可，可紧急调运一些，用于满足长安及附近所需，平抑粮价。各地的粮商和豪强，他们手中都还有粮，只是如今粮食紧缺，他们都捂紧粮袋，不肯抛售。宜用雷霆手段，打击粮商，镇抚豪强，强使他们出售手中的粮食，保障市面上的供应。与此同时，长安及各郡可开官仓放粮救济百姓，仍旧以郑县施粥的模式进行，为免于消耗过大，危及军粮需求，可为各仓设一下限，一旦粮仓储量达到限制，便须停止出售和赈济。陛下，此时之危机不下于战时，臣请以战时管理，君臣一体，上下同心，相信百姓必能知陛下之苦衷，知陛下一片爱民之心。”
郑深说的都是大饥荒时的常规操作，异地调粮，以丰补歉，打击囤积居奇的粮商，逼着有粮的豪强大户卖粮，官府直接施粥赈济，这一套组合拳打出，应该会有明显的效果。
只是这也有明显的害处，平时薅豪强的羊毛还是以利诱之，你情我愿，现在的方式是牛不喝水强按头，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当然会受到大户豪强的反对，很可能失去他们的支持。而打击粮商，强逼售粮，或许能压榨出粮商手中的存货，可想让他们再去收购、经营粮食恐怕就难了，外地的商人也会因此望而却步，不敢踏足关中，皇帝陛下免算缗兴商以活跃经济的手段也就白费了。
但是，如果粮荒恶化到一定程度，这一系列组合拳是必须打的，世上本无万全法，只看哪一种伤害最小罢了。
“令粮商售粮，须以何等价格呢？”皇帝问道。
“臣以为可定为如今时价之一成，每石五百钱左右。”郑深说的五百钱其实已经不低了，这是个介于寻常年景和荒年之间的价格。
大汉的粮价波动，从盛世到乱世，可说是冰火两重天。
刘邦初建汉朝时，民生凋蔽，通货膨胀，粮食每石万钱；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汉文帝时已降至每石数十钱；到景帝时更是达到了逆天的低价，每石五钱；等到西汉末年，粮价又开始涨了起来，到了王莽乱政之时，天灾人祸并起，粮食又涨到了每石万钱；但这不是两汉的最高粮价，两汉的粮价记录是由董卓创造的。东汉末年，董卓进入长安，为了掠夺民间财富，下令铸造小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粮价上涨到每石十万钱，这个价格与同时期的幽州相比就显得格外逆天了，当时刘虞治下的幽州一石粮仅需三十钱。
司马迁货殖列传里的经济学专家计然曾说起粮价，官府应当维持粮食价位在“上不过八十钱，下不过三十钱。”
从这个角度看，每石五百钱其实也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了，但是两汉之交是一个乱世，没有粮食吃以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粮食真的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硬逼着粮商以五百钱一石的价格出售，他们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皇帝问道：“现在各地百姓如何，有饿死人的吗？”
“回陛下，去年您免了天下田赋，百姓手中多少有些存粮，其余地方还好，只是京兆的新丰、华阴和左冯翊的高陵缺粮比较严重，听说饿死了人。”郑深说道。
“京师仓是谁在镇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华阴百姓饿死！”
罗由道：“陛下，京师仓还是当时徐丞相安排了两营将士驻守，大军解散时，京师仓两营没动，如今依然还在那儿。”
刘钰面色阴沉，说道：“大军都解散了，怎么他们还在？”
罗由回道：“当时也差人去过华阴，想要将两营遣散，两营不愿，宁愿就近择地屯田，后来考虑到还要派兵去接管京师仓，不如暂让两营驻守，日后再说，一直迁延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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