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太学的纠纷愈演愈烈，但对于整个朝廷来说，整体的局势还是愈来愈好的。
在延熙三年的三月，随着春潮再起，吴人又一次发动了攻势。还是如去年一般三路进攻，兵力分布相差无几，统军将领也并未改换，就连进军路线都如出一辙，边军将士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只是经过去年的战斗后，吴军显然已经意识到想要正面突破汉军防御是不可行的，于是改换思路，由攻城略地转为掳掠人口，主攻的方向也由淮南转向南阳。
大都督陆逊借助沔水涨潮，船只在江水中来去如风，只要见到人烟之处，便派兵士上岸掳掠人口财货，一旦有汉军来援，他们又立刻乘船避战，将所得迁回南岸，如此循环往复，令人不胜其扰。好在陈冲在二月时就已加派新军南下，南府的兵力因此得以处处布防，固守岸北城池，因此吴人也不敢深入沔北，几月下来，也就掠得了三千余人而已。
淮南的战局更不必说，到去年年末，淮北迁民也已进入尾声，朝廷节省下来的大量财赀粮秣，都开始转运淮南。诸葛亮由此在芍陂两岸营建堤坝，以此来抬高淝水水位，并在芍陂内训练水师。同时他又在巢湖与施水相接的北口处修建大型坞堡，名曰有巢坞。有巢坞三面环水，内开河渠，既死死卡住了施水的主干，又能让艨艟等小舰从水门往来巢湖袭扰。吴人若不将其拿下，就无法将楼船开入合肥，也就无法发挥水师优势。事实也正是如此，吕蒙二次率军来此后，与诸葛亮僵持数月，双方虽互有损伤，但都始终未能突破有巢坞一线。
唯一取得进展的反而是在司马懿的西路，他经过延熙二年的挫败后，对宁州的形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知，行动的方针也出现了大幅的变向。他不再猛攻王平所在的滇池，转为深耕民政。为解决运粮问题，司马懿在南中大行军屯，广设营庄，一面擒杀当地南蛮首领，一面为平民减赋均田，同时严刑治安，惩戒不法。等到了延熙三年年底，司马懿虽未与汉军正式交战，但已在南中深深扎根，同时扩军两万余众，声势极为惊人。王平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再在滇池据守，继而移军邛都，这也仅能阻止司马懿继续向北扩张，朝廷事实上丧失了对南中的影响力。
只是从整体而言，南中的变化无关大局，南北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仍在变大。尤其是陈冲对于河北的治理，到了延熙三年年末，新政已经全面走入正轨。在执行完废坞令后，陈冲下令河北各郡守，重新于河北开始度田。在没有坞堡作为后盾后，除去少部分士族还怀有侥幸心理以外，大部分士人都不敢再与新政对抗，无非是财赀贿赂官员，希望能在度田时宽松一二罢了。但陈冲对此次度田抱有极大重视，决不允许有人在其中徇私枉法。在度田过程中，往往以当地郡府、陈到双方共查，事后又从丞相府内派使者巡抚抽查，若有一方出现错漏，就会对所涉案人员追责。以至于在五月一旬之内，光冀州一州之内，就上报了十四起贪污案，犯罪人员尽皆发配屯田。地方官员闻讯后，无不战战兢兢，不敢稍授把柄。
值得一提的是，在私瞒田地的案件中，不只是涉及士族，还涉及到些许宗室和功臣。诸如平舒侯刘德然之子刘驷、方城侯刘宣之子刘端，都私下兼并有千亩良田，数额远超限田令之规定。与寻常的河北士族不同，这些人此前经历过度田，封邑也是朝廷亲自划分，结果却和当地豪门沆瀣一气，可谓是知法犯法了。消息传到丞相府后，陈冲极为失望，特意下令，将这些人减去一半封邑，超过限田令的部分都分给当地流民，这又在朝中引出极多争议，说未免有些惩罚过当了。
但等到延熙四年（公元224年）二月，河北度田令已接近尾声。丞相府初步整理出度田数量，赫然发现，除去原本已辑录在册的田亩外，此次度田竟新增税田六百一十万又三千亩，查出隐户一百七十七万又八千人，可谓是成绩斐然。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一切反对言论都显得毫无意义，很快，朝野内外又都是一片歌功颂德的靡靡之音了。
在年末，丞相府趁势再统计了一遍各州郡人口。结果也是一片大好，国家虽说还未收回荆、扬、交三州，国内也还未彻底清查隐户，但在册人口已达到两千两百余万。且仅在去年一年，国家便有百万新生儿。看到这些数字，陈冲倍感欣慰，他心想，现下国家府库充盈，或许再练两年兵，统一的时机就成熟了。
此时的陈冲已经六十三了。常年在案牍内工作，加上他早年被白波贼留下的眉伤，导致这两年内他的眼疾迅速加重。在夜里对灯读信，他往往看不了一会便觉得两眼昏沉，好像眼前蒙了一层朦胧的纱雾。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每次他对镜整理妆容时，常常会剪错须髯，用短刀修理鬓角时，他更是会不小心刮伤自己。这使得他不得不让妻子董白帮他打理，而在这种时候，他就露出孩子一般的手足无措，坐立难安，好似受到煎熬之类的酷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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