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简森所说，山东的财政虽然是负增长，但是好在这种惨淡的情况只发生了一年，亏损的总数还不大。名义上，赵冠侯还是两江巡阅使，即便只是遥领两江，依旧可以算做控有膏腴之地。
虽然两江的赋税，主要被冯玉璋等地方实镇督军掌握，赵冠侯这个巡阅所得不多，但有这个名分，就可以利用这个身份捞钱。不管是抽税还是银行经营，乃至赵冠侯及一干姨太太的生意，都有正策优惠，可以从这些地方吸血反哺山东。
再者，就是鲁票可以在数个省份内，作为信用货币使用，也为山东缓解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与之相比，京里的日子，反倒更为艰难。
自共合以来，各省报解的京款，与前金时代相比，不增反减。其中原因，包括因为战争及天灾造成的地方收入下降，也包含地方自己的因素。
模范军的编练，以及民政长一职的设立，严重刺激了地方各路实权督军的神经，他们对抗的手段，就是扩军。一省之内，除了钟央给的编制，自己又开始组建省军。军队一多，军费开支自然就大，于是百姓的日子就更艰难，破产者越来越多。
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地方财政日渐崩坏，从帐面上看，当然不会有钱上解京款。可是京里应有的开销，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减少而变少。五国大借款的高额利息，成了沉重包袱，让帝国的财政，始终无法挺直腰杆呼吸。
关税归还洋债，铁路也被抵押出去。两个主要创收的机构，收入用来偿还洋人债务及支付赔款，不但让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也导致工业上缺乏竞争力。外国商品倾销，本国的工商业，都发展不起来。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已经很难满足国家的需求。
当泰西人开始担忧这个冬天格外寒冷时，中国方面，已经要为冻死的尸体寻找埋骨之地。处于下游地位，就注定泰西经济发达时，国家未必能享受到利益，当泰西的经济衰退时，自己却必定要喝下苦酒。
股票始终低迷，外贸又上不去，中国整体的财政情况，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虽然自白狼之乱以后，两年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民生并没有恢复，相反，倒是越发难以为继。
尤其是随着各国紧缩银根，借洋债已经不像前金时代那么容易。国势艰难这句话，于赵冠侯这个层面的官员看来，已经不是一句简单的抒情，而是实打实的困难。
袁慰亭练兵起家，素来注重军队，也知部队无饷的可怕后果，但是巧妇难为无米炊。共合陆军，乃至于昔日北洋六镇的嫡系，也开始欠饷。自陆军部下发的军饷，开始拖延，即使拨发，也不足数。山东是靠着自己贴钱发饷，才能维持军饷按时足量发放。
其他省份，大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九关、甚至六关的现象屡有发生。京里的官员，拖欠工资已经是常态，赵冠侯有山东财源，不在乎正俸收入。他的陆军次长年薪，以及因为勋章而应得的年薪奖金，从来就没有领过。但是一些没有他这种手段，缺乏经济来源的军人，已经不得不出卖勋章，换取生活资金。
为了缓解压力，中、交两行印的钞票开始大量增发，结局就是，在市面上，这些钞票只能按七折使用，民间更多的时候，只愿意接收印有总统圣像的银元。由袁正府发行的公债，已经以六折发放，但是销售形势依旧非常糟糕。
在赵冠侯入陕作战时，正元银行主持发行公债，从中大赚了一笔。这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其中甚至包括了袁系的大将以及袁家子弟。这些人忌惮于赵冠侯的力量和为人，不敢明着伸手，但是暗里，也通过人递过话来，希望分一杯羹。
陈冷荷的性子，本是个极为倔强，不肯服软的。加上背后有赵冠侯及华比银行支持，若是来了火性，可能谁的面子都不给，坚持斗一斗。但是在赵冠侯给她发了电报之后，她主动让出了第二批公债的发行权，正元不再参与发行。
随着公债发行的进展，证明了正元退出的正确。与第一批公债发行不同，第二批公债的发行，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经济低迷，商人普遍不看好共合的偿还能力，没多少人愿意认购。公债只能按六分发放，虽然那些发行人有关系，是先领公债后发，自己没有亏本，可是也没有获取想象中的利润。自己还在过程中，搭上了许多人情。如果是正元来做，可能责任，也就落到了自己头上。
以陈冷荷的眼光看来，帝国的财政要想好转，非得由专业人士负责，上下一心，各部门齐心协力，再加上莫大的运气，才有可能转危为安。可目前袁系的实际情况，这几点条件是绝对达不到的，自然也就对整顿财政，失去信心。
目前泰西战云密布，各国紧缩银根，洋债借不到，就只好内部挖潜。如果是把简森和陈冷荷请去协助财政，那多半是有借无回的局面。陈冷荷之前已经借过几笔钱给共合，代价就是获取了南方几条航线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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