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钱谦益说如今局势，唯有在两广拥立桂王即位监国，慢慢收拾人心，才有可能划江而治，保存大明半壁江山。又说好在如今闯贼、西营皆已溃败，灭亡在即，大明倒也去除了这一心腹之患。
到时与清廷和议，南北共治。
郑之尹看到这里，皱眉沉思。
钱谦益的一些判断，郑之尹并不完全认同，比如说清军主力可能会北返，但就算留下部份兵马，但想要翻转眼下这局势也太难。
洪承畴外号洪疯子，这人虽然当年在关外督师大败，但并不是说他无能，恰相反，洪承畴的能力极强，如今他来总督江南，那可能比多铎、阿济格、博洛等人还能缠，没有谁比洪承畴更了解大明的官员和军队。
至于说拥立逃到广西的桂王监国，郑之尹认为更不可靠，桂王无才无德，虽然现在在继承顺序上确实他排在最前，但现在大明需要的不是一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而是需要一位能够担当的起这大任的贤王。
这方面，他觉得唐王倒是更合适，毕竟那位唐王出了名的勇烈。
对于钱谦益期盼的韬光养晦卷土重来，甚至将来划江南北共治，郑之尹觉得没什么可能。可身为东林党人，他又一时无法说服自己就这样降清。
就如钱谦益也说，他们现在不能死节，因为纵身一死，对大明对天下毫无帮助。当然也不能真的降清，那样一来，他们这半生名誉可就彻底毁了，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名声是第一重要的。
有人选择绝食、自缢、投水等方式殉国，但钱谦益和郑之尹等人却认为死很简单，这不是他们这些大明精英真正该有的选择，得留下这有用之身，图谋更多。
不管是钱谦益还是郑之尹，都认为大明朝在江南仍有人心，尤其是东林、复社为代表的士绅们，在江南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些都是清廷暂时不可能拥有的。
现在清廷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于乐观认为江南传檄而定，所以决定马上班师。其二就是认为天下已定，所以不顾及士民感受，强推剃发令，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套。
这些都是他们犯下的大错，必然要掀起一轮猛烈的反抗。
钱谦益最后在信中提了一个要求，希望郑之尹帮忙。
那就是希望郑之尹帮忙筹款，他计划筹银十万两，待他到北京后，用这笔银子贿赂清廷的权贵，以影响对江南的政策。
钱谦益做为东林领袖，不仅有才，而且政治权谋手腕也是很厉害的，当年他跟温体仁争斗失败，被赶出朝堂，后来就是靠贿赂首辅周延儒而重新出山。
这些久历官场的家伙都很清楚，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钱到位，就算是北京那位摄政皇叔父多尔衮也一样能搞定。
江南富庶，东林和复社成员更多是士族名门，就如郑之尹，他家就是巨富，所以他儿子郑遵谦才能少年时就以豪气仗义闻名。
靠的就是大把的撒银子，才有了这义薄云天的侠少之名。
郑之尹六十了，清瘦高个，须发花白。
新剃发留的鼠尾，也十分细小的拖在脑后。
把看了多遍的信放在火盆里烧掉，最后还不忘把灰烬挑碎，然后才把目光放到了儿子身上。
“混账东西，又在胡闹什么？”
“父亲这鼠尾可真的难看！”郑遵谦嘲讽的对父亲道。
“混账，怎么对你老子说话？”
郑遵谦喜任侠，好交友，结交广泛，重义轻财，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想当年，他也是复社巨子的门生，跟好友许都都是拜在何刚门下。
明末之时，其实造反的不仅是活不下去的农民，也还有许多地主、士人、商贾等也起来造反，原因都是对朝廷的诸多政策的不满。
就比如一年前的许都之乱，许都是金华东阳人，左都御史许弘刚的从孙、副使许达道的孙子，自幼读书，被称为名家子，后来拜入几社、复社的领袖何刚门下，结交满江浙。
崇祯末年已是天下大乱，何刚这样的名士也认为要早做准备，见许都勇武任侠，就让他招募人马，训练义勇。
许都于是散财结客，建立义社。
当时复社、几社的几位大佬何刚、陈子龙、徐孚远等都对许都十分看重，甚至直接把他推荐给了崇祯皇帝。
后来崇祯对此奏疏还做了批复，要授何刚为职方司主事，让他回义乌、东阳联络义勇，训练劲旅，并说对许都、姚奇胤等视才授职使用。
如果一切正常，许都的义社会成为江东义勇劲旅，只是后来出了一点意外，东阳知县贪污，以备乱为名，敲诈到了许都头上，索贿白银万两，许都一时拿不出来，知县却催促甚急。
许都母亲当时病逝，许都治丧，来送葬送的好友乡邻多至万人。
知县便称许都已反，派吏拘捕，要抄家籍产，导致了许都愤而举旗造反，直接以治丧白布系额起义，称为白头军。
许都带领手下白头军破东阳、陷浦江，夺义乌，围金华，一时震动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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