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钱谦益说如今局势,唯有在两广拥立桂王即位监国,慢慢收拾人心,才有可能划江而治,保存大明半壁江山。又说好在如今闯贼、西营皆已溃败,灭亡在即,大明倒也去除了这一心腹之患。
到时与清廷和议,南北共治。
郑之尹看到这里,皱眉沉思。
钱谦益的一些判断,郑之尹并不完全认同,比如说清军主力可能会北返,但就算留下部份兵马,但想要翻转眼下这局势也太难。
洪承畴外号洪疯子,这人虽然当年在关外督师大败,但并不是说他无能,恰相反,洪承畴的能力极强,如今他来总督江南,那可能比多铎、阿济格、博洛等人还能缠,没有谁比洪承畴更了解大明的官员和军队。
至于说拥立逃到广西的桂王监国,郑之尹认为更不可靠,桂王无才无德,虽然现在在继承顺序上确实他排在最前,但现在大明需要的不是一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而是需要一位能够担当的起这大任的贤王。
这方面,他觉得唐王倒是更合适,毕竟那位唐王出了名的勇烈。
对于钱谦益期盼的韬光养晦卷土重来,甚至将来划江南北共治,郑之尹觉得没什么可能。可身为东林党人,他又一时无法说服自己就这样降清。
就如钱谦益也说,他们现在不能死节,因为纵身一死,对大明对天下毫无帮助。当然也不能真的降清,那样一来,他们这半生名誉可就彻底毁了,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名声是第一重要的。
有人选择绝食、自缢、投水等方式殉国,但钱谦益和郑之尹等人却认为死很简单,这不是他们这些大明精英真正该有的选择,得留下这有用之身,图谋更多。
不管是钱谦益还是郑之尹,都认为大明朝在江南仍有人心,尤其是东林、复社为代表的士绅们,在江南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些都是清廷暂时不可能拥有的。
现在清廷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于乐观认为江南传檄而定,所以决定马上班师。其二就是认为天下已定,所以不顾及士民感受,强推剃发令,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套。
这些都是他们犯下的大错,必然要掀起一轮猛烈的反抗。
钱谦益最后在信中提了一个要求,希望郑之尹帮忙。
那就是希望郑之尹帮忙筹款,他计划筹银十万两,待他到北京后,用这笔银子贿赂清廷的权贵,以影响对江南的政策。
钱谦益做为东林领袖,不仅有才,而且政治权谋手腕也是很厉害的,当年他跟温体仁争斗失败,被赶出朝堂,后来就是靠贿赂首辅周延儒而重新出山。
这些久历官场的家伙都很清楚,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银钱到位,就算是北京那位摄政皇叔父多尔衮也一样能搞定。
江南富庶,东林和复社成员更多是士族名门,就如郑之尹,他家就是巨富,所以他儿子郑遵谦才能少年时就以豪气仗义闻名。
靠的就是大把的撒银子,才有了这义薄云天的侠少之名。
郑之尹六十了,清瘦高个,须发花白。
新剃发留的鼠尾,也十分细小的拖在脑后。
把看了多遍的信放在火盆里烧掉,最后还不忘把灰烬挑碎,然后才把目光放到了儿子身上。
“混账东西,又在胡闹什么?”
“父亲这鼠尾可真的难看!”郑遵谦嘲讽的对父亲道。
“混账,怎么对你老子说话?”
郑遵谦喜任侠,好交友,结交广泛,重义轻财,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想当年,他也是复社巨子的门生,跟好友许都都是拜在何刚门下。
明末之时,其实造反的不仅是活不下去的农民,也还有许多地主、士人、商贾等也起来造反,原因都是对朝廷的诸多政策的不满。
就比如一年前的许都之乱,许都是金华东阳人,左都御史许弘刚的从孙、副使许达道的孙子,自幼读书,被称为名家子,后来拜入几社、复社的领袖何刚门下,结交满江浙。
崇祯末年已是天下大乱,何刚这样的名士也认为要早做准备,见许都勇武任侠,就让他招募人马,训练义勇。
许都于是散财结客,建立义社。
当时复社、几社的几位大佬何刚、陈子龙、徐孚远等都对许都十分看重,甚至直接把他推荐给了崇祯皇帝。
后来崇祯对此奏疏还做了批复,要授何刚为职方司主事,让他回义乌、东阳联络义勇,训练劲旅,并说对许都、姚奇胤等视才授职使用。
如果一切正常,许都的义社会成为江东义勇劲旅,只是后来出了一点意外,东阳知县贪污,以备乱为名,敲诈到了许都头上,索贿白银万两,许都一时拿不出来,知县却催促甚急。
许都母亲当时病逝,许都治丧,来送葬送的好友乡邻多至万人。
知县便称许都已反,派吏拘捕,要抄家籍产,导致了许都愤而举旗造反,直接以治丧白布系额起义,称为白头军。
许都带领手下白头军破东阳、陷浦江,夺义乌,围金华,一时震动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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