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哪怕是你回到了那个时代，代替了王安石，你就真的能够做出来一个比他更好的选择？
恐怕未必吧。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王安石变法重用一群魑魅魍魉和司马光的斗争，到底是王安石先重用的这群魑魅魍魉在前，还是司马光和他对着干在前？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关乎着双方的正义性！
不管是王安石的开源还是司马光的节流，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让北宋能有更多的钱，能存下更多的钱。
所以你从本心上来讲，你不能去责怪他们两个之中的一个。
那么剩下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最后斗争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说，是王安石找到这么一群魑魅魍魉在前面的话，那么司马光的反对合情合理啊。
我不管你的计划多么好，你带着这么一群玩意搞变法，你要是能够搞好了那才是见了鬼了。
毕竟王安石的莽夫性格和不拘小节看不出来那些人的手段，但是司马光这个官场老油条可是对此门儿清。
就蔡京他们这群人，就他们刚刚的那群还没有进化成完成体的半成品。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司马光的眼中藏起来，所以说这样一来，司马光代表着这场战斗的绝对正义啊。
王安石选错了人，所以司马光全部推翻也是对的。
可换一个角度。
如果是司马光就是看不上王安石的变法，率先做到为了反对而反对的。
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一个角度了，王安石将这群魑魅魍魉汇聚在了自己的身边，那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这些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只能得过且过了。
如果这么一来，王安石就成了被逼无奈，那么他就算不具备天然的正义性，也是一个充满了无奈和悲情的人物。
但这里面的具体过程，我们已经找不到真正的档案了，不过感谢元朝赶作业式的修宋史，让我们能够在众多流水账之中，找到只言片语。
在王安石提出来自己的变法之后，并没有立刻就顺利的进行下去，而是直接遇到了众多反对者的出言劝阻。
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时候的反对者是不是已经开始结成了各自的党派，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王安石在变法之处就已经遇到了敌人。
而这个敌人之中，也很可能就有司马光的存在。
甚至还能可能会有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的存在和反对。
这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王安石就想要变个法，为什么就要遭到这群同样也是出身变法一脉的坚定反对？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大问题。
王安石他和范仲淹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绕过了吏治，他直接去搞经济了！
在之前的庆历新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庆历新政的目标，说的难听点，那是奔着朝堂上面的那些公卿大臣还有那各种的潜规则们直接开炮。
这一场闹剧开始的很诡异结束的更加的怪异，被既得利益者直接覆灭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大宋吏治很难搞，很危险。
而为了改变这一切，不仅仅是王安石，韩琦和范仲淹也在做着自己的改变。
可真正到了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王安石....不管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中，他做出来了三个重要改革。
其中有两个被严肃的抵制，就是这两个开源之法，而唯一那个没有被严厉抵制的，就是关于吏治改革的科举之法。
在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之中。
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便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
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并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熙宁六年七月，颁行免行法。
在这里面除了之前的两点之外，还有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分别征收田赋的方田均税法。
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府衙借贷的农田水利法。
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的市易法。
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的均输法。
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被将领训练的保甲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裁撤所有五十岁以上的人员，彻查军中人员，避免吃空饷的统帅，对其开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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