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桓温早就与殷浩相识，俩人年轻时名声不相上下，有点武侠中“北乔峰、南慕容”的架势。到了这个时候，桓温倒也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想起了这位老对手的好。虽然他瞧不起殷浩的执政能力，但对其的德行、名声还是比较认可的。
没过多久，桓温对亲信郗超说：“殷浩有德行、善言辞，假如以前让他出任尚书令或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之前让他担任一方大员，实在是用错了方向啊。”于是他便写信给殷浩，邀请其回到朝廷当尚书令。
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为啥在那时，看人最准、最知人善任的，反而是桓温这样的“逆臣”？
收到信后，整日里自怨自艾的殷浩大喜过望，他立即回书一封，不仅欣然接受任命，还深切地感谢桓温既往不咎、虚怀若谷，自己一定会尽心效力之类。
此时的殷浩，哪还有当初傲然说出“官本臭腐，钱本粪土”清高言论的影子？
然而，当他把回信装进信函后，担心自己的措词存在不妥之处，于是便重新开封、细细检查。就这么又封又拆了十几回合，他才放心地把信寄给了桓温；不曾想怕啥来啥，他忙中出错，竟然把一个空信函寄了出去。
桓温收到信函后，打开一看竟空无一物，以为殷浩这是在故意羞辱自己，自然是勃然大怒，从此断绝了启用殷浩的想法。
两年后，忧惧交加的殷浩病死在了东阳县，一代名士，落得如此可悲可笑的下场。他的遭遇，是魏晋南北朝一些“名士”的真实映射：
这些人精于哲学、德高望重，深受士大夫群体的推崇，掌握了南朝的核心资源；
但那个时代，是个内忧外患层出不穷、豺狼虎豹横行天下的乱世，这些文人并不具备解决错综复杂困难的能力，如果把他们放在不合适的岗位，只能是既自取其辱、又祸国殃民。
年纪轻轻的姚襄，就能把东晋宰辅殷浩玩得团团转，司马氏王朝为何会江河日下，原因不言自明……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东晋首都建康城内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朝丞相王导带着王邃、王彬、王侃等在朝廷任职的王氏宗族二十多人，跪在皇宫门外痛哭流涕。这件事情的奇怪之处一是王家是权势熏天的显赫贵族，尚书将军出了一大堆！
现在跪在那里痛哭的王家子弟往日可都是光彩照人、不可一世的主儿；二是皇上司马睿没有接见王导，也没有派人出来劝说，就由着王家人在那里跪着。东汉以来，门阀世家地位崇高，皇上如此慢待豪门大家，这还是第一次。没办法，王导只能每天起早，带着全族子弟从乌衣巷出发走过秦淮河来到宫门前哀声大哭。
王家犯了什么事了吗？是的，王家的王敦起兵造反了，马上就要杀到建康来了。造反是株连全族的大罪，王导能不着急上火，跪地求饶吗？可司马睿能原谅王家吗？
结局是在周顗等人的力保下，司马睿在宫中召见了王导。君臣相见后，王导跪地请罪：“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竟出臣族！”司马睿似乎被感动了，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相信王导。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的，本应株连九族的造反大罪就这么被赦免了。
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司马睿不想惩治王家——有哪个皇帝不在意皇权的稳固，对造反熟视无睹的？可是在门阀世族势力高涨的东晋南朝时94期，皇帝受到千丝万缕的束缚，不能惩治谋逆的世族子弟。司马睿和王导代表的王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王导出身的琅琊王家是从东汉末期就开始发迹的政治世家，西晋时开始显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担任了太尉，成为掌权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荆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王衍很得意地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王导起初在王家的权力结构中并不突出，但很快后来居上。因为他在乱世中跟对了领导——司马睿。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琅琊王司马睿去守下邳，王导就是他最初的助手。司马睿的封地就是王导的老家。司马睿对封地内的望族王氏很有好感，刻意笼络，而王导的真本事也为司马睿解决了不少问题。两人很快组成了政坛好搭档。
当时中原大乱，王导建议司马睿去东南地区独当一面，很快就得到了司马睿的赞成。两人找机会，拉上人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邺。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人对他很冷淡。道理很简单：西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皇室成员在江东士人心中早已大大贬值。
而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又是西晋皇室中的边缘人物，要向上追溯到司马懿才能和晋皇扯上直接关系。现在，司马睿带着一大帮人逃到南方来，谁又能保证他们能长久在南方立足？
司马睿说不定过几年就被人给撤了，甚至脑袋搬家了。所以，江东的世族大姓轻蔑地称司马睿、王导等人为“伧父”，很不礼貌。东南人心不服。王导着急了。对于他们那些南下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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