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在他看来，这是多年来屡禁不改且愈发增多逃亡匠户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将此议重视。
回复只有四个字，“旧例难改”。
崇祯皇帝从刘宗周口中得知此事，便重令六部附复议，兵部尚书朱大典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
他说：“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
此议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崇祯皇帝也批复准许，不过话却说的很简短：
“匠户来京轮班，一年、二年及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着工部重编勘合给付。”
这相当于极大减轻了全国轮班匠户的负担，工作量也缩减了至少二分之一，人身自由得到释放。
但很快，崇祯皇帝又下发了严格的禁令。
“自崇祯二十一年起，各地匠户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者，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
“三次以上者，责令充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
在这期间，厂卫系统也开始对全国已有匠籍的匠户，居住地及亲族老小进行审查编册。
各地星罗棋布的番子们要协助工部、内官监等有司衙门，查清那些隐瞒不报的匠户，将其重新编入匠籍。
此后，一旦有逃亡或私瞒匠籍者，要“行移原籍，责当地官司按名勾解，若为户绝者，亦从九族之列，别选他人充补。”
若当年有失班匠户，朝廷还将派出监察御史和锦衣卫下放失班省份，专查此事，对隐瞒不报或处置不力的官员，一概予以革职处分。
之前宽松不少的优免政策和轮班时得到的额外福利，令听见的匠户无不是拍手称快。
但紧接着，崇祯皇帝呼之欲出的杀伐之气，却令他们不寒而栗，本朝对匠户的管理，也是历朝以来最为严格的一次。
当然，这次仅是对逃亡、失班匠户的惩处极其严厉，而非历朝以来对匠户的素不重视及苛刻，这在根子上不同。
决定好这一切后，崇祯皇帝又找来刘宗周，询问了已有的班匠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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