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美国记者又站起来提问：“蒋先生，据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调解中日战争，请问，是否有此事？中日战争能否化干戈为玉帛？”
蒋说：“你们的消息还真灵通，不瞒你们说，这件事正在洽谈之中，具体细节无可奉告。”
提及陶德曼大使，不免让人怀疑蒋的淞沪战役、金陵保卫战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据在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且有十分了解蒋为人的李宗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蒋先生当初做出淞沪战役的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之长短；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
在蒋先生看来，沪上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入大量资金，如果在沪上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但可以转变西方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蒋先生对国际局势出现严重判断，德国崛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中华身上。
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对进行金陵保卫战的真实意图，与淞沪战役实际上有着类似之处。
他曾将唐生智叫到办公室，秘密的向唐生智透露，准备请陶德曼出面调停，同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真的打到金陵来，唐兄只要守一阵，一旦与日本人讲和，金陵就进保险箱了。
其实和谈一事，蒋与日本人都有意向，只是目的不一样。
12月5日，蒋在金陵秘密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商议和谈之事。几乎是在同一天，日本加快中国战事的发展，麻痹蒋的斗志，由外务大臣广田宏毅向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示意，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德自然乐意调停此事，电告陶德曼，要他向蒋传达日本提出七项和谈条件：
1、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2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委派亲日派分子作华北行政首长；3、沪上非军事区需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辖；4、停止反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进口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
针对这七点，蒋表示欢迎德国调停，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
蒋对第五条颇为满意，正中下怀，他甚至向陶德曼表示，可以接受这七条，尤其是第五条，关于如何防共，蒋想与日本方面作进一步磋商，搞出具体细节。
12月初，日军主力逼近金陵，形成大包围。日本方面也得知蒋政府西迁庆重，中国军队暂时固守一阵便会西移云贵川，日本政府便改变主意，得寸进尺，向蒋追加4条，由陶德曼口述向蒋传达。
而此时，蒋正召开记者招待会，，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走了进来，在蒋耳边低声说：“陶德曼有要事求见。”
蒋感到对记者们该讲的内容都讲了，便宣布会议结束，随后坐车到黄浦路3号，陶德曼已经在此等候，两人一阵寒暄。
陶德曼便告诉蒋，“日本方面的条件又增加了，他们要在占领和即将占领的北东、平北、沪上、金陵成立正式的日本管辖的政府机构，还要加倍赔偿日本在北东、平北、沪上等战事中的损失费，还有......”
“啪！”一声，蒋怒不可遏，一拍桌子站起来，打断他的话：“无耻，真是无耻，什么和谈，明明是讹诈，又是要割地，又是要赔款。我算是明白了，他们恨不得叫我让出全中国才满意！”
蒋越说越气，大声骂了起来：“日本人是什么东西？想要利用我求和的心理，一步步逼我就范。他们不想一想，我如果答应了他们的条件，那我在民众的眼中是什么？不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秦桧了吗？我不谈了，我要和他们讲个鱼死网破！”
蒋和谈的梦想破灭，他准备接受红党提出的持久论战的方针，离开金陵到汉武，进一步调整对内外方针，调整各方面关系，同日本人打持久战！
5日，蒋召集金陵以上高级将领开会，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动员，“抗战以来，我们有得有失，得的方面是歼灭了一大批敌人，失的方面是牺牲了不少好官好兵，丧失了许多土地。我们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奸敌，振奋了军民斗志，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战胜敌人！”
接着，他又讲述防守金陵的意义：“金陵是首都，是孙先生的陵墓所在，全世界都在关注金陵保卫战，此战意义非同一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从长远的抗战利益出发，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保卫首都的重任就由唐将军负责。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文武双全的将军，他必定遵照我的意愿，挑起这幅重担。大家要服从唐将军的指挥，就像服从我一样！”
唐司令十分感激蒋对自己的信任，他激动地站起来，悲壮的说：“我绝不辜负校长的器重和信任与诸位将军共赴守城之责，誓与金陵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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