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这点在苏轼、张载、程颐身上最明显。
天下家国不是他们的，但他们却以主人自居。
从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再到太学里经义造士。
程颢登门后，程颢先向章越问道：“魏公可知太后私下派人向吕晦叔，吕微仲问策乎？”
章越道：“未曾知也。”
程颢道：“司马君实曾与我言语，太后私下召对‘更张以何为先’？”
“君实则对曰，先者广开言路，群臣若有阻拦者必为奸恶之徒。”
“而广开言路之后，必先选拔言官，台谏之制天子亲除，宰相不预。此为司马君实棋高一着的地方。”
章越点点头，司马光的路数很明显，先广开言路制造舆论，然后再改易台谏，换上自己一方的官员，最后更易人事，更张新法。
蔡确，章惇争锋相对，之前出台了‘六事防之’的策略，总之只要你说得不对，就要受罚。又出手惩治了上疏言事的宋彭年，王谔两位官员，说他们越职言事。
算是防住了司马光广开言路的一招。
但现在蔡确出外任山陵使，章惇在朝中独木难支，司马光吕公着直接绕开章惇又推荐了二十一名官员出任朝廷要职。
章惇虽极力反对，但也只是将火力最强的范祖禹和范纯仁调离言官的岗位。
现在言官换上自己人了，你蔡确，章惇总不能说他们越职言事了吧。
程颐道：“魏公，我看过不少充斥台谏的官员，都是这些年身遭委屈，被新党排斥的官员。出任后难免发积年之怨气。”
程颢道：“现在司马光在明，吕公着在暗，都主张以言官更新政治。”
章越听了心道，司马光也罢了，吕公着自己一贯以为，这么多年了应该已是云淡风轻，不敢轻举妄动。
但对于争夺台谏时，他也是跳了出来，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
果然身居高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司马光，吕公着都打破了宰相不可推荐台谏官员的旧例。这属于知法犯法。当然你要说王安石，章越也这么干过，那我也没话讲了。
“太后还拿吕晦书的札子给司马君实看过，司马君实所言吕晦叔所见与他不谋而合。”
程颢道：“不过旧党之中也并非都附和司马君实之见，之前范尧夫（范纯仁）进京，便与司马君实争免役法，司马光不肯，范尧夫对左右言又是一个王介甫。”
“当然我们兄弟也以为司马君实执政实乃大荒谬，一旦言官就位，更张大局，悔之晚矣。还望魏公速速出山，主持大局！”
程颐道：“我与兄长所见相同，虽我并不赞同魏公主张，但断然不可坐视司马君实废罢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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