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为周武灭商奠定基础，身为武王姬发太祖父的公亶父姬亶（dǎn），也同样被武王姬发尊为：周太王。
连开国之君都只是‘周武王’，王朝奠基人都只是‘周太王’，那周王朝的封建诸侯们，又怎么会被称为‘王’呢？
实际上，在最开始，周朝的封君们，确实没有人敢以‘王’自称——按照姬周分封的礼制，获封领土的封君，都被称之为某某公、某某侯，亦或是某某伯，某某子，乃至某某君。
如世人皆知的周公姬旦、穆公嬴任好；
又如嬴秦始祖秦非子、以及后来的秦侯、秦伯，乃至被武王姬发封为‘朝鲜君’的箕子朝鲜始祖：箕子胥余。
在周王朝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诸侯获封的爵位，都是严格按照土地、人口，来分为公、侯、伯、子、男，外加一个‘君’这六等。
至于王，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就是周王。
那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公、侯、伯、子、男、君，敢以‘王’自居，和身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平起平坐了呢？
这其中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周王东迁，周天子威仪大损；
而第二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便是一个青史有名的名场面。
——徐州相王。
事件双方，分别是任由邹忌为相的齐威王，以及在马陵一战败与孙膑，损兵折将，精锐尽失的魏惠王。
经马陵一战，魏国失去大将庞涓，霸业愈发艰难，于列国之中愈发势微；
反观齐国，则是在贤相邹忌的治理，以及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的配合下愈发强盛。
马陵一战之后，为了阻止魏国霸业，齐、秦、赵三国乘机从东、西、北三方向魏发动围攻，势要一举挫败魏国的称霸野心；
而被初露锋芒的齐国、兵甲锋锐的赵国，以及愈发强盛的齐国三面围攻，魏王也再也没有了称霸之心。
魏惠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无奈接受魏相的提议，率领韩国和一些小国到徐州（今江苏徐州）朝见齐威王，尊齐君，也就是后世人口中的齐威王为王。
对魏惠王的这个举动，齐威王自是深知：魏国是想借此换取齐国退兵的同时，将齐王架在火炉上，承担天下诸侯的怒火；
所以，不敢独自称王的齐王，也只能无奈的尊魏君为王。
这，便是青史有名的‘徐州相王’。
对于当时的列雄而言，徐州相王，不过是齐、魏两国的博弈；
但对于之后的所有诸侯、国君而言，这件事，却是毫无疑问的‘先例’。
自那之后，战国列雄中从不见公、侯、伯、子、男、君，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王’。
甚至就连‘君’这个周天子才能分封的爵位，都变成了各国君主封赏臣下的手段；到秦之时，自相国大位上隐退的吕不韦，更是被始皇嬴政恩封为：文信侯。
这，就是‘先例’的重要性。
在齐威王、魏惠王之前，列国君主除武王之后的历代楚王之外，没有一个人敢自称‘王’；
但在齐、魏徐州相王之后，列国君主不甘落于人后，真相自立为王。
这其中，自然有周天子愈发势微，甚至彻底失去威严的内在因素；
但徐州相王这个‘先例’的重要性，也同样举足轻重。
在原本的历史上，汉室帝王也曾因类似的‘先例’，而数次改变自己‘易储另立’的看法。
如太祖刘邦，碍于‘嫡长子继承制’这座大山，打消了易立刘如意的念头，仍旧以嫡长子刘盈为储，便算是为后世之君定下先例；
而之后的文帝刘恒，也曾生出过废太子刘启，易立幼子刘揖的打算；
——在念头最强烈之时，就连贾谊，都被刘恒派去做了刘揖的王太傅！
但最终，受‘太祖本欲立幼子，然终仍立嫡长’的先例，放弃了易储另立的念头，使刘启得以在二十三年的储君生涯之后，继承了汉天子之位，史称：汉孝景。
到了景帝一朝，景帝刘启也同样生出过易储另立的念头，但同样的，出于对‘先例’的尊重，第一时间并没有另立，而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将长子刘荣立为了太子储君。
只可惜，‘先例’的能量再庞大，也打不过太子刘荣之母粟姬的那句‘老狗’；
被这声老狗一激，已然病危的景帝刘启愣是撑了过来，火速让粟姬‘病故’，又因罪废刘荣储位，废为临江王。
而后，在继位第七年就已经病危的景帝刘启，竟咬牙硬撑着，在皇位上又撑了足足九年之久，为的，也只是让储君刘彻再年长些。
在此之前，无论是文帝刘恒，还是第一次生出‘立幼’念头的景帝刘启，都曾因‘先例’而作罢；
但在此之后，嫡长子继承制，便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圣性。
而此番，刘盈出于‘养民’的考虑，下令停止安陵、安陵邑的建造工作，便算是为后世，立下了一个危害性极大的先例。
——陵邑制度的废除，自然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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