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想游富户们增加贿赂银两，预计500万两就差不多了，但富户们坚决不答应。
这事甚至影响到了吴家和祖家的声誉，和在辽西辽东积累起来的威信。
主要是祖家的威信，吴襄出道没几年，本就是抱大腿的主。
金州与辽西辽东地缘在一起，但真的不关辽西将门的事情，而是『毛』文龙在管。
『毛』文龙一方，是由登莱巡抚支持，而辽西将门包含辽西辽东，主要由辽东巡抚，辽东经略，蓟辽总督，这些朝廷的直属管。
他们感觉比『毛』文龙要高档，两边虽然在一起，但不是一个系统。
尤其『毛』文龙还是南方人，是后来才来辽东的，这在地域观念很重的时代，更加不被接纳。
启元年（1621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先收复了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擒绑后金守岛军官胡可宾、任光先、何国用等人。
七月十四日，侦得镇江（后世的辽宁省丹东市）后金主力去双山抄杀不肯降后金的百姓，城中空虚，遂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清帝康熙姥爷）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随派陈忠等袭双山，擒斩后金游击缪一真等，史称“镇江大捷”。
此战后，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使得全辽震动，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
“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升为副总兵。
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耿龚，他：“『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雍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
袁可立的好友董其昌则评价：“『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川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镇江大捷”之后，后金方面极为震惊，即遣大军反扑。『毛』文龙兵少难支，一度退入朝鲜。朝鲜节度使郑遵、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一日七战，杀伤相当”，明军将领丁文礼、吕世举等牺牲，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被迫撤兵。
林畔之战后，『毛』文龙以皮岛、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招募辽东难民，以老弱者屯种，精壮者为兵，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
启二年（1622年）六月，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开镇东江。
东江镇建立后，『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一面遣将四出，不断深入后金腹地，消灭敌饶有生力量，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
后金官员称：“『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对于东江镇的作用，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今雍毛』文龙在焉，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兵法》：‘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凭鸭绿之险，居隔江之近，文龙得其所矣。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奴一动而毒发，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奴之畏文龙甚也！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
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
启皇帝朱由校：“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衄，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
启三年（1623年）夏季，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而这时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战略意图是“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为了解救流散百姓，袁可立令『毛』文龙和沈有容属下的两镇兵马不时出奇兵“塞要害，焚盗粮”，给后金以沉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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