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一句话就解释了，“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陛下，汉唐元，都是这么灭亡的。就是一个家里，干活的人吃不饱，不干活的不但吃的饱，吃饱了没事干，把钱藏匿起来，还欺负干活的人，家里干活的人不答应，肯定要跟不干活的人打起来，外面看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机来偷东西抢东西，面对这些状况，一家之主毫无办法。”
韦宝解释的很清楚，本来以为朱由校听了以后会很生气来着，却没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兴。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宝，你说的实在太好了！那些个帝师，说一两个月，一两年，朕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才说一句话，朕就全听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韦宝一汗，这有那么难吗？
韦宝估计，这些事情不是帝师们说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这么对皇帝说话吧？
“小宝，你再说！你再说，你不是说还有宦官干政与党争吗？这一条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韦宝只得接着说。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这种现象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严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很难根治，毕竟人都有私心。
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要不然韦宝卖官怎么能卖出那么多银子？
别说进士，举人们也九成以上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
韦宝光是卖官给举人阶层就发达了。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的。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后世对大明诟病最多的党争和宦官专权，其实在韦宝看来，这一点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前面三点才最重要。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而在正统史书中，往往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说穿了就两点，赶紧给国库弄银子，给朕的内帑弄银子，大明需要像小宝你这样的人！要弄银子就要多把银子多，又不干活，还老惹事，老是欺负吃不饱又干活的那些人杀掉一批！把他的土地还一部分给干活的人，是不是？”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是，陛下。”
“弄到了银子，把土地还给干活的人之后，则需要重用忠良，减少太监在朝廷活跃，严厉查处搞朋党的大臣，是不是？”朱由校又问道。
韦宝笑了笑：“是，陛下。”
“找出问题就好办了，小宝，朕要你今日就想出解决的办法来。”朱由校大手一挥，很是高兴。
韦宝几乎没有昏过去，你要是今天下午让老子给你做个木工活出来，我使一使劲，兴许不难做到。
你让我解决让大明王朝烂到家的这些问题，还让老子今天想出办法来、
你当老子是谁啊？
韦宝忽然很是后悔，为什么要分析给皇帝听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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