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
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
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
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
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正如黄宗羲后来所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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