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国势强，不代表一直强，尤其是到了明末国势衰弱至极。
明人的心态却一直没能被调整过来，一直是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
再加上宋朝的反面典型案例，让明人一谈议和就拿宋朝做反例，没有人敢于担当，深怕落一个卖国贼秦桧的名声。
当辽东出现了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事实上，后金已经演化为拥有完整组织的，并且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国家。
后金的实力也远远超过了也先、达延、俺答这种蒙古松散的部落式组织。
明朝上下从一开始就过于轻视实际上并不亚于隋唐时代的高句丽的后金军政集团。
明朝官员曾说后金只是“不当中国一大县”的丑虏。
韦宝就特别想问，当时哪个大明朝廷的大县能拉出十万级战兵。
而且，后金举国之力，还远不止十万大军，二十万，三十万，都是可以的。
这种轻视是致命的，也导致了萨尔浒的惨败。
更导致了后来袁应泰这种人丢辽沈，王化贞丢广宁的一系列失败。
显然，很多明末的官员对待后金是即不知己，也不知彼。
要么盲目自大如王化贞，要么畏金如虎如高第之流。
建立在明初辉煌历史的上国心态不容易改变，议和这个话题自然就成了明朝政治生态里的雷区。
谁敢越雷池一步，各种弹劾，且遭天下人唾骂的压力没人担的住。
现成的案例就是陈新甲了，尽管他只是替崇祯背锅。
所以，明朝自己实际上是断了这条路的，尽管这里面不乏有人偷偷摸摸搞和议，甚至有地方已经达成了私下协议。
如宣大边将后来以提供贸易为条件，换取清军不从宣大入寇。
但毕竟这种事情是见不得光的。
大明朝廷和百官的这种心态，导致后金一方通过与明朝官员们的私下议和往来后，后金方面看得很明白。
皇太极和范文程这些对大明很了解的后金领导层，都能直指要害。
当然，这种心态后金方面一开始是不清楚的。
直到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等最高领导层才彻底的明白过来。
后金那边想议和，而且是非常想，特别想议和，从努尔哈赤对韦宝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宝军都和后金打成那样了。
宝军少说杀了五万多建奴。
不管建奴兵士还是百姓，宝军到目前为止，对建奴方面的杀伤，韦爵爷估算，至少超过了五万人。
但努尔哈赤反而更就想与韦宝议和。
后金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韦宝觉得，他们都是真心的想实现议和。
后金方面，不可能因为赢了几次军事行动就被胜利冲昏头脑。
在韦宝看来，后金最开始的野心没那么大，至少目前为止是绝对没有这么大的。
这帮人，在韦宝眼中，这个时候，也就是大股部队的土匪罢了。
早在努尔哈赤致蒙古喀尔喀五部的信里就写过了他的野心其实也就那样，“为解我七恨，当相议放弃辽东，以辽河为界，俾我三国安然相处。辽东以海蓝至太子河为界。尔等欲各安生业，则复誓天地。至於辽河以东之辽东地方，如何割划，以偿我之七恨，我候尔等回报。因各系国家，可彼此通行贸易。尔等若以我言为是，则速行答覆，如不情愿，亦请自便，各仍用兵不止。天若以尔为是，尔可驱我至白山；天若以我为是，我亦必驱尔至南京。”
这里很清晰的可以看出来，努尔哈赤希望让明朝承认其一国地位，占据辽东，以辽河为界，并通商贸易，仅此而已。
皇太极即位后，在天聪元年很快也对明朝提出议和之议，与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通信。
第一次的条件是这么写的“当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疋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疋馈送，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後，以两国彼此馈赠之礼，以东珠十、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疋、毛青细蓝布三十万疋送我。若欲如之馈赠往来，以修两国和好，则誓诸天地，永归和好。”
这个条件基本上没什么建设性，属于漫天要价，而且仅要钱财。
皇太极后来写给李喇嘛的信中又提出“明可居山海关以外处我居辽东地方，汉人诸申，各立为国，以安生业。”
“昔有大辽、大金与宋相送之例，亦有尔明以物送於蒙古使者之例，此亦天之所与也。”
即以山海关为界，仿宋辽金之例。仍然是漫天要价，并要求明朝推出全辽，放弃宁锦。
这种事袁崇焕自是不敢答应，但是这些写给袁巡抚的信是后金军出征朝鲜攻击毛文龙铁山时期写的。
换句话说这是皇太极耍花招，以议和之名扰乱明方判断，掩盖征朝的军事行动罢了。
征朝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因为明朝方面的按兵不动，不仅朝鲜遭到军事打击，被迫结束对后金的军事封锁，给后金提供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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