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历崇安四年春，大晋北方渤海势力——大将军，渤海侯，渤海州牧沈济舟（沈济舟大将军位，于晋崇安二年夏再次恢复）经过数年的厉兵秣马，此时早已兵强马壮，刀眀甲亮。其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北方渤海最高权利拥有者沈济舟按捺不住争霸的雄心，终于竖起了清君侧，诛萧贼的大旗，以勤王助天的名义，亲自提大军三十万南下，兵锋直抵灞水上游大晋丞相萧元彻的势力边界，欲与萧元彻一战而定北方大势，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沈济舟初发兵之时，麾下有主要谋臣四员，为将兵长史审正南、领军长史郭涂、军师祭酒田翰文、别驾司马祖达授。
关于其主公此次出兵，却分为了两个不同派系。以两位长史为首，主张立即兴兵，一战而北方可定；另一派以祭酒田翰文、别驾司马祖达授为首，主张不宜此时出兵，极力反对开兵见仗。
于是整个沈济舟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分化为主出兵和主按兵不动两方阵营。
两方阵营以自己各两位沈氏举足若轻的谋臣为首，鼓动摇唇，各说其理，一时间喧嚣尘上，争执不下，两个派系更势若水火。
大将军沈济舟眼看大军出征在即，为使上下齐心，争取毕其功于一役，一战定鼎，故而在宣布征伐萧元彻之前，专门主持召开了战前军事会议。
沈济舟原本想要居中调停，对两个不同阵营皆勉励几句，好使他们摒弃争议，同心扶保自己，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却未曾想，这两派四人竟当着他堂堂大将军的面，争了个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吵吵嚷嚷的让沈济舟顿时心乱如麻，头大如斗。
主战一派的审正南和郭涂，其理赫赫，掷地有声，所持论调大概有以下其三：
一者，渤海数年厉兵秣马，如今兵锋钱粮皆最盛之时，又值春回大地，乃是大战的良机，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若正趁时机，发兵讨萧，一战全功；
二者，天下苦萧久矣，此时出兵，清君侧，诛萧贼，名正言顺，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而不在萧也，为何要坐失良机；
三者，萧元彻虽也筹谋已久，但势力远逊于渤海，正所谓先下手为强，为何不逼萧元彻与渤海开战，仓促之间，萧元彻即便应战，也必然兵力。钱粮捉襟见肘，再有天下向大势者助力，何愁不能破萧也！
反观主按兵不动一派的田翰文和祖达授，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所持论调大概亦有以下其三：
一者，萧元彻非一时仓促，自北方局势渐朗，便开始对渤海暗中筹划，此时早已各处城防坚固，防御亦完备，若想一战而败之，怕是痴人说梦。战场瞬息万变，一旦双方拉锯，却是变数颇大，因此此时开战，胜负难料；
二者，大将军沈济舟除了渤海州之外，更坐拥天下二十八州之青、燕、冀三州，加上渤海，四州之地。疆域辽阔，人户兴旺，钱粮若不大动干戈，可保三世源源不绝也，而萧元彻不过只有充、灞两州，和狭小的龙台京畿方圆，无论从疆域、人户、财力、粮食各方面，均远不如渤海，既然其凋敝如此，为何要一战而定之，不如久战袭扰，令其自己陷入久战疲敝的泥潭之中，以萧元彻的实力，不久必自乱之，到时大将军亦可不费吹灰之力，北方可定也。何必反其道而求全力决战？
三者，渤海虽高举清君侧，诛萧贼之旗，但天子无明诏，这所谓的义旗不过是为了与萧元彻开战而找的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若是实际细究起来，完全不能使天下信服也，反观萧元彻却是始终手握天子刘端这展正统大旗，标榜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义举也。若悍然对萧元彻发动战争，则有违正统大义，萧元彻持天子剑，大可昭告天下，奉旨讨贼，天下局势则顷刻扭转，沈萧两家在大义这点上，高下立判。战争极有可能对渤海越发不利。
两家皆言辞凿凿，各说各的理，争了个天昏地暗，也没有将对方说服。
沈济舟想要一手托两家，居中调停却实难也，眼下看来，这两派之间不生大嫌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
眼看无法达成一致，掌权者沈济舟必须要做出最后的决断，故而沈济舟当机立断，集合大军开赴灞水以北，与萧元彻全力决战！更严令不可动摇军心，再有持不战论调者，绝不轻饶。
主公决心既定，主战一派，以审正南、郭涂为首皆欢欣鼓舞，更银自身计策得主公赏识，一时之间得意忘形，在祖达授和田翰文前耀武扬威、嚣张跋扈，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
祖达授其人恬淡无争，但心智坚定，自然对审正南、郭涂等挑衅视而不见，默默隐忍，心中却筹划着一个大的计策。
可是田翰文性情刚直且豪烈，眼见宵小得势，在其眼前狺狺狂吠，如何能忍？
于是每日跪在沈济舟的大将军府门前泣血相告，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望主公沈济舟听之，信之。
时间日久，风声日甚，渤海州望海城中皆知田翰文每日泣血长跪，而沈济舟却刻薄少恩，不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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