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是件可松可紧的营生。想混，那绝对可以轻松到天堂一般惬意。想紧，那就得有敢于见血见肉地自我雕刻的勇气和决心。
陆川在选择后者的时候，已经放弃了所有可能的带来懈怠的诱惑。除了帮助料理家里日常事务之外，他中止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使得原本就已经小得不能再小的社交圈萎缩到只有刘涛一个人。为了节省时间，他将帮刘涛打理店面的一周三次时间，缩短到一周不超过五小时，有时只去一次，忙活整个晚上，然后就不见人影。
刘涛很够意思，不仅从不刻意给陆川安排活，反而按月给发工资，虽然不多，但总是按时足额。陆川和他早已有言在先，绝对不白拿钱，必须按劳取酬。有时他觉得刘涛给多了，会主动退回一些，如果刘涛不要，他就用时间和效率补回来。尽管积蓄还够富余，每月这些钱对陆川来说并不算重要，但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想给老妈一个交待和安慰，不想老人家为自己的生济担心。另一方面，他也是想以这种方式告诫自己，不能一头钻进象牙塔后就不食人间烟火，必须时刻记往这次为什么要重返学校。
在往日带团时，陆川对自己能力素质的不足已心知肚明，也对未来社会综合竞争所需要的能力和自己的欠缺有了较长时间的反思。在他的认知里，除非有殷实家境背景做支撑，人要在社会立足，并有长足进步，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唯此才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这种核心竞争力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个人，会有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具体哪种形式合适自己，哪种能力与自己最为匹配，则是需要结合自己身优点长处和志向进行深入思考和决策的个人问题。但这个思考与决策的过程最终必然是要帮助自己超越当下的，因此必然有足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
纵观自己走过的导游生涯，虽然对个人的处事应变、组织协调、沟通协调等多种无形的能力是很好的磨炼，但终归这些能力都是建立在服务行业这个大前提下，而这个行业的底层现状却是相对缺乏知识和技术含量的。由于这个行业在导游个人能力提升中的局限性，决定了导游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光鲜靓丽背后严重缺失核心竞争力的现实。由于当下除高等院校或职业院校能提供相对系统的导游专业培训以外，社会上基本没有专业从事导游职业应用能力培训的体制和相应机构，而院校能够提供的也偏重于理论教学，缺少足够的实操培训和锻炼。于是，导游进入从业阶段后，除了接受所在旅行社安排的上岗培训以外，基本只能靠不断在带团中摸索，在失败中总结。幸运的人能遇到一位好的师傅，但依然不能摆脱“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规律，所以，师傅的“传、帮、带”也只是短暂的，师傅总要留着爬树的绝技，免得虎仔儿长大后被反噬为食。有的师傅会引人向善，而有的师傅则拉人下水，有的人所作所为不配以师傅相称，反而更像“老鸨”或者“大茶壶”，遇到后者的新导游只能自认倒霉。
可悲的是，不论导游如何兢兢业业，如何钻营谋利，却都摆脱不了对旅行社、对客源、对市场环境的绝对依附性。导游只有取得合法从业资格并受雇于旅行社或服务公司才可以合法带团，否则只能与黑车司机、旅游景点相互勾结从事一些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强取豪夺的不法勾当。正规从业的导游们，基本没有自己的稳定可靠的经济实力，不能也不会自己独立地去创造价值，因此抵抗风险能力十分脆弱，很难树立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自信心和自豪感。
如果出现疫情、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旅游市场出现局部或大范围疲软或者停滞，那么导游就很有容易面临生存问题，但当他们除了导游技能以外，往往在短时期内缺少甚至没有其他能力赖以谋生。当老本散尽后就难以维系生济。而那些游走在正规队伍之外的野马导游、黑导游就更不用说。他们原本就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地去欺骗、敲诈客人，谈不上任何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力对其毫无作用，当这群人面临生存压力时，他们很有可能会铤而走险，直接挑战国家法律道德底线，从事某些违法犯罪的勾当。因此，从个人职业发展角度来看，陆川始终认为，导游是个好职业，但不是一个可以长期赖以生存的职业，它对初入社会的年青人有着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磨炼能力和心性作用，但同时，它也会消磨人的斗志，限制人的眼光和格局。年青人想干导游没有错，但满足于做导游、止步于赚小费的话，人就废了。
能力恐荒问题长期困扰着陆川，这也是导致他在辞职前心境震荡起伏的一个主要原因。比起带团中小费回扣赚得多与少、客人评价好与坏、带团质量高与低、公司老总的褒与贬来说，能否独立地依靠个人真实能力去创造社会价值和个人财富，能否真实地表达自己而不是依附于外力，这更是陆川看重和追求的，但这种追求在导游职业中越来越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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