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种植组拿到了老任送来的证件就上了卡车被送到了选定的农庄地址。彼时的上海，法租界往南，日晖港下面全是一片荒地，哪怕是赫赫有名的徐家汇同样都是大片的农田和菜地。
所以圈定的那块农田虽然不算平整，整体看上去七弯八绕，却好在紧密相连，而且有着完备的地契手续，分别挂在之前的汪氏姐妹和老任、老洪他们名下，连顾楫都有差不多八十亩的份额。
这个地块有着接近400亩，而朝北的一侧全部沿着内河。只是当时的污染非常严重，对面沿岸全部是工厂，河水腥臭无法取用。种植组到了地头以后，一组人马用毛竹和油毡先搭建临时住所，另一组立刻开凿水井，最后一组沿着地界楔进一个个简单的隔离桩，做好标识。
分派到这里的同志，原先都是农家把式，做这些农活驾轻就熟。而且城里人觉得这些农活或许会觉得苦不堪言，而对他们来说则最是亲切不过。
毛竹搭起的临时屋舍，虽然简陋，却也能暂时挡风遮雨。季节已经入春，上海的天气已经比较适宜。
土灶砌好以后，煮出来的大锅饭也是喷香。蒲素是按照白俄的家属标准，分配的生活用品和食物。所以，每天都能吃上荤菜，洋暹米管够，这些队员们干起活来也浑身是劲。
实事求是的讲，革命情怀暂且不去说他，实际上被调派到这边来的每个人都觉得是一份美差。
边区人多，哪怕驻军想办法弄来的物资也要和根据地里的百姓分享。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军民同甘共苦。
由于封锁以及战火波及，加上天公不作美，根据地的种植收成很不理想。原本苏北肥沃的土地竟然支撑不起根据地里的口粮。
所以，边区里代餐情况是正常的。主食无法足额供应就只能以各种方法填饱肚子，包括瓜菜代，往往战士们能吃上糙米和粗面就算是过节了。虽然长期坚持下来大家也都适应了，毕竟那是一种无奈的妥协，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
到了上海，看到卡车一趟趟的来回往农庄运送各种物资，这些初来乍到的同志心里也有了底。
蒲素和老任也在现场待了一天，主要是和他们当中懂行的庄稼把式研究，怎么科学种植才能最大化的利用这块土地。
他和老任都不懂农活，土地里的事情绝非小事。耽误了季节，或者栽种了不合适的作物，起码白白浪费一个季节。出发前，他任命了老蒯作为农庄生产队的队长。
老蒯是山东人，毗邻苏北，沂蒙山区的一个老同志。熟悉田间地头的事务，而且颇有威信，战斗中立过军功。原本是机枪班的班长，高大结实，嗓门洪亮，一口山东话里透着一股朴实的劲头。
地里的事情蒲素不懂，所以他只是让老蒯带着几个有经验的同志在田间地头打探。包括在那里搭建临时住所，哪里开凿水井，以后的牛棚，猪圈和鸡舍的位置等等，农民有他们的智慧和一套长期实践得出的方法，计划中老蒯还要引水筑池，开挖一个鱼塘，上面放养鸭子，用猪粪和牛粪鸡粪等等营造一个生态环境。
当然，老蒯讲的头头是道，而蒲素和老任犹如听天书，只能连连点头。老蒯一边说还一边抓起地里的泥土，在手指间捻动后放到鼻前嗅闻，然后陶醉地点头，说这里的土地非常肥美，地力很足。
上海是冲击平原，这些淤积而成的土地确实肥沃，而且泥土里没有岩石这种影响种植的地下矿石，等到蒲素拿着纸笔，最后画上了一个空白位置以后，整个农庄的大致规划已经差不多了。
瓜果蔬菜，水稻小麦，鸡鸭牛羊等等，都有了大致的区域。具体产量蒲素也没有让老蒯预估，担心给他压力，是骡子是马，到了收获的季节知道了。
至于种子和包括奶牛在内的其他禽畜都由商会出面去解决。蒲素还是第一次知道，一头良种奶牛的价格居然比两辆轿车的价格都高，光是豢养几头奶牛的价格就让他瞪起了眼珠。而且有价无市，很难买到。说不得还要老任去公董局自设的奶牛场去想想办法。
这边的建设还需要漫长的过程。以后等到其他同志的证件都办下来了之后，需要轮流分批次来这边协助进行劳作。不管是什么出身，都要学会下地干活，这里也包括他自己。在他看来，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生活技能。
而且在这边他还筹备了一个支部，由两个原本就是负责政工的干部，担任政委，一正一副，驻扎在这边。定期向他们所有来沪的同志进行政治宣传以及思想教育。
他自己不擅长政工工作，但是他非常清楚这一根弦绝对不能放松。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很多队员在边区那个环境里可以守住规矩，但是在上海这个环境就未必了。所以，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坚持保持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他学过心理学，深知人都是环境性动物，往往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上级把这些人交到他手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而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果日后有部分同志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后果不是仅仅用遗憾就可以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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