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深了。之前，蒲素就让于大宝开车回去了，让他到了以后从通道过去和李文娟通知一下，今晚他就不回去了。如果不打招呼的话，那边院子的人会一直紧张，给他等门。
这些材料里，有徐恩佐他们三个人根据各自了解到的情况做出的交代。还有很多是上级委派两名政工干部特意带给他的上海形势汇总，加上政工干部自己积累的素材。
这些资料非常珍贵。既是多方位在他面前展示了上海的混乱局面，以及多方势力在参与角逐中的方式和特点。更让他清楚了解到这几年来上海局势的复杂和危险。
后勤同志拿来了铺盖。因陋就简，就在这间屋子里，给他拼了几条长凳，困了的话，可以在这里休息，顺便还给他沏了一杯酽茶。
待后勤走后，蒲素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展开材料接着看了下去。
与谭宝义同行的还有两人：朱山猿和一个名叫徐国琦的指挥官。1939年2月1日左右，谭宝义经由宁波抵达上海。当徐国琦宜接向赵光义报到时，赵光义要他叫其他人静候进一步的命令。
随后，谭宝义与一位堂兄一起居住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上的一家杂货铺内。此后，他草率地召集了几个当地市民，诸如小职员和学徒工之流，他们是这个国民党暗杀组织的非正式成员。
然而，谭宝义作为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认为自己乃是专业的秘密特工，是军统总局派遣出来的“嫡系成员“，实际上他对于戴利军统上海分局的“地方机关”则一无所知。
春节之前一个星期，谭宝义到了大世界娱乐厅隔壁的国泰饭店客房，看望徐国琦和朱山猿。徐国琦关照谭宝义要随时等候紧急召唤，并叫他搬至霞飞路上的东昌饭店。平福昌也被提醒即将有暗杀行动。
这一命令由赵光义发布，因为他已得知可能在2月16或17日——”外交部长“陈篆打算秘密返回上海，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他的情报来自陈箓的两个保镖何鹏与赵玉定，他们都是东北奉天人，由军统局一个首脑推荐给外交部。
大家都待在南京时，唯有他俩能知道陈箓将在2月16日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赵光义之所以能够开发这些情报资源，首先是因为陈箓的周围都是东北籍卫兵，他们都是在统治东北的“少帅”张学良的妹妹成为他的媳妇时，参加其卫队的。
然而，任用一帮同乡，尤其是自己却是异乡人时，乃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一个人暗中破坏，其他诸人都会迅速响应。
在此情况下，赵光义先与少帅的东北卫队的前队长刘海山接触。刘海山同意为军统局效劳，参与暗杀行动。此后，通过刘海山与陈箓家庭的东北籍保镖的接触，赵光义才获得了有关陈箓的旅行计划以及公馆的房屋布局图。
2月17日，陈友涛与保镖何鹏一起抵达上海，以便为其父亲作先行安排。翌日上午10时，陈箓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他将在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
下午2点半，陈友涛便带着两辆汽车，急匆匆地前赴火车站。陈箓的私车由其司机黄永贵驾驶，车上载着保镖张树稳及其亲戚忤慧小姐.她也是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
这帮人在站台上等候。3时，陈箓的车厢准时驶人北站，陈箓便与保镖赵玉定一起下车。由陈友涛驾驶的第二辆小车（车上还有保镖何鹏），则停在四川北路和虬江路的转角处等候。
此后，两辆车一起驶向百老汇大厦，维新政府的外交部便在大厦的四楼，陈箓来上海时，有时将这里作为起居处。短暂地停留了10分钟后，陈氏家人们及其保镖便回到两辆小车内，车子驶向愚园路的陈公馆。
他们都穿戴着同样的骆驼毛大衣和毡帽，“以至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人行剌（陈箓），便很难分辨彼此。
除夕（星期六）下午4点钟，赵光义得知了陈箓在上海的行踪。他此前已经问过平福昌是否有勇气为国民政府干点积极的工作。
如今，他将陈箓现身上海的情况告诉了平福昌，并命平福昌于次日一早在沧州饭店与他见面。
第二天（即农历年初一）早上，平福昌来到饭店，被赵光义派往喇格纳路上一个刘姓者的家中，去取行动所需的武器。平福昌准时离开了喇格纳路，回到沧州饭店时他带来一只木制的野餐盒。事后他说，盒内藏着4支白朗宁手枪，每枪4发子弹，另有一把日本造的手枪，附带15发子弹。
在此同时，行动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联系。谭宝义搭乘徐国琦的车，在年初一的下午4时被带到沧州饭店，当时其他6个待工已经在场，他们是：平福昌、朱山猿、徐志浩、尤品山、刘海山和赵光义。
赵光义从野餐盒内取出4支手枪，交给徐国琦、尤品山、平福昌每人一把，自己留了一把。据谭宝义说，“他然后告诉我们道，我们将要去行刺一个姓陈的人，他是维新政府的高官，刚从南京抵达上海。他要我们这些人先分成两三个小组，再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外集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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