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蒲素的专业看来，如果说他之前在上海策划发起的几次行动都有瑕疵，甚至还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和军统这些小鱼小虾比起来还是要强多了。
只不过，这就是真实的特工生态。哪里有那么多上天入地无所无能的特工精英？百分之九十五的特工，加入之前都是极为普通的百姓。
甚至，去年的这个时候还在工作或者念书，而下一年同样的时候，已经在街头巷尾执行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危险任务了。
这些材料里记录了，中日开战以来，大大小小的的一些刺杀活动，或者是轰动一时的公众事件。而且大量的报界以及边区的情报，都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无序的、混乱的上海局势。
这些信息对他了解76号以及军统，乃至两个租界和日方的立场和策略都非常有帮助。
接着看下去，蒲素发现，赵志祥犯了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脱离现场后，他回到了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然后孤立无援地站在电话接线员的房间门口，等待着袁德昌前来营救。
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预案。起码在执行任务顺利和发生意外之后，制定有两套撤离计划。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导致了悲剧。
赵志祥苦等的袁德昌没来，到是等来了另一个人。来的不是袁德昌，而是身受重伤的彭福林。彭福林此前受伤逃出后不，得不求助于一个他认作弟兄的侍应生，由他扶着，跌跌冲冲地进了旅馆的大堂。
这时赵志祥别无选择，只得领着这两人再穿过大堂，走到街上。因为在旅馆那样的地方，他担心会招来太多嫌疑。
实际上，或许当时就在饭店里的房间让伤员休息，然后出去叫一个医生进来，也未必有他们后来处理的那么糟糕。
在街上，他们叫了三辆黄包车，吩咐拉到附近的宝隆医院。医院迅速收容了彭福林，但立即向老闸路捕房打电话，报告了枪伤情况。
很快，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来到了宝隆医院。彭福林由于胸部伤势太重，无法接受正式审讯，但是他吿诉调査者他与赵志祥沿着劳合路步行之时，正专心于谈论他们自己的事情，忽然飞来一颗流弹将他击倒在地。
彭福林身旁的赵志祥则附和着这个说法。他被立即拘留，被带到了老闸路捕房接受査询。日本宪兵队的成员，包括曹长加登田，也参与了审讯。
赵志祥接受审讯没多久，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很快就掲穿了他们不足信的谎言。首先，据黄包车夫说，他们是在南京饭店门口，而非劳合路将受伤者接上车的。
其次，之前被他打伤的巡警辨认出，彭福林的衣服与向他开枪者的衣服一样……
最后，当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求助于法国警察，搜査文贤里11号彭福林与赵志祥的房间时，发现了周建华的来信。而这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他们是国民党秘密特工暗杀队的成员。
面对这一证据，毫无疑问，赵志祥崩溃了，最后只得认罪。
当天下午2时30分，警员们将他戴上手铐，带到彭福林的病房，当正处在非常虚弱状态的彭福林听到赵志祥的口供时，也立刻承认了自己是共谋。
不过，对于彭福林而言，为时已晚。翌日凌晨3点钟，他停止了挣扎而去世。只是对于赵志祥来说，他则还要面临着更大的苦难。
虽然工部局警务处迅速地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亲日报纸却决定利用这一案件再次打击公共租界当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陆新报》的头版文章呼吁为席时泰默哀祈祷一分钟。并谴责工部局宽容重庆的恐怖分子，滥用治外法权。
报纸上声称：“只要在上海发现重庆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新的伪政权与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国。没有理由允许阻碍这项伟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的和最后的揩施。”
为了敦促日本军事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种形势”，《大陆新报》的编者还指责上海工部局“伪善”，这一说法得到通敌的《新申报》的响应。《新申报》注意到席时泰暗杀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会发布以来第一个严重事件，它挑剔租界当局拙劣的警察工作，并将反复岀现的反日恐怖活动，归咎于工部局软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报道上用的措辞是：“换言之，他们并未真心实意地接受日本当局关于严厉镇压国民党秘密机关之活动的要求”。
伪市长傅小庵也对工部局的“诚意”表示了怀疑。因为工部局迄今仍坚持要求通讯稿决不再谈及“遭枪击的维新政府的一个成员”，只当是一个普通袭击事件。
傅氏接着坚决要求工部局，允许中国的“正规警察”在公共租界内搜捕破坏和刺杀分子。虽然工部局不大理会“傅市长”的要求，但是总董樊克令却无法拒绝4月16日日本总领事三浦对其办公室的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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