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口袋里只有一美元多点，但是他冲动地推开了此人，喊叫邮局职员打电话报警。此时，抢劫俄国妇女的凶徒转过身来，镇静地向**姆背部开了枪。
这伙劫匪离开邮局后，邮局职员便打电话召来了上海救火队，他们在1点25分抵达。但是，当救护车开到医院时，**姆已经去世。而这类事件不仅仅发生在歹土，如奥克斯报道的那样：
在上海的其他地区，至少是在名义上国际共用的地区，小车内的乘客被手枪抵住，索要假驾照的费用，公共汽车由既未获允准又未受过训练的司机驾驶。上海变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往往在星期六发现人行道上有具死尸，到了星期一却还在那儿。
全城的绑架案数量急遽增多。警方逮捕了拥有男女131人的团伙，他们在两年之内就聚敛了1千万元。“他们的勾当，从拐骗儿童，运至广州出售（那里大量需要家仆），到绑架富裕而自得其乐的商人与银行家”。
然而，这一年的犯罪浪潮.性质上却比往年更为恶劣，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记载的那样。
“当上星期的政治恐怖事件继续紧紧地扼住上海之时，武装劫匪和小规模的犯罪活动又随着春节的临近而趋向每年的高峰。上星期四，确实标志着通常在每个都会出现的抢劫浪潮的开始，据报仅仅在公共租界内，中午之前就发生了七起劫案。按照警方的报告，整天都有歹徒、劫匪，恐怖分子在活动着。”
政治暗杀在一定程度上为罪恶的凶手提供了掩饰的借口。生意人被杀，更多地是出于勒索的动机;炸弹被扔逬商店，更可能是因为未交“保护费”。
一种新犯罪形式是抢劫公共汽车上的乘客。这似乎肇始于歹土，与极司非尔路76号有关联的一帮恶棍拒绝买票，当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的售票员坚持要他们付费时，便遭到了袭击。从袭击售票员到敲诈乘客只是-一步之遥，这一恶行便迅速蔓延到租界。
持枪劫匪登上那里的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交出贵重的财物。新年期间，发生在城市大道上最为“壮观”的一件劫案发生在27日，当时，10名劫匪登上了康脑脱路上的一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们交岀外套和节日礼物
租界里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读者们被反复告知，他们每天遭遇的风险之源来自歹土。他们如果不釆取适当措施，即依据新故市长傅小庵与工部局总董樊克令在之前签署的协议而推进沪西的警察治理，那么，他们将继续生活在危险之中：
犯罪和恶行十分猖策。越来越多的赌场在陈私博的伪警察面前公然招摇过市。租界警方实际上将最近犯罪浪潮中的每一起劫案，追踪到沪西形形色色的藏匿处。
与轻率的保证相反，陈私博在圆满解决长期突出的治安问题的道路上，设置了各种可能的障碍。虽然工部局开会讨论了与陈私博就越界筑路区设立特警队进行谈判的结果，却发现后者的条款不可能被接受。
但是，工部局警务处的包文少校与上海市政府伪警察的卢英上校继续进行谈判，并且鉴于公众对于1月犯罪浪潮的大声疾呼，很快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即在歹土组建一支特警队，主要由上海市政府选择警员，但由租界当局、伪政权及日本巡官共同任命警官。
这份由卢英与包文达成的协议分别呈交给上海工部局及南京的中国当局，以求最终批准。
工部局警务处的预算对于公共租界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
多年来，工部局警务处一直依靠1929年卖掉市电厂而得的8100万元的储备基金度日。为了避免另一个年度赤字，工部局曾在1936年试图将地税从14%提高到16%。
但是日籍纳税人强烈反对此举。由于在与日本交战之前，公共租界的净债务（以工部局拥有的价值6700万元的土地与房产为抵押）已经达到元。因此工部局别无选择，只得再从电厂储备基金中拿出200万元，以平衡1936年的预算。
1937年的预算也如法炮制，又在快速减少的储备基金中提取了325万元。尽管警察开支削减了8%，并降低了各种警务津贴。
战争使得财政开支愈益糟糕，随着租界越来越依赖于上海国际区域（这当然包括了虹口的“小东京”）中不断增多的日籍居民交纳的税捐。财政事务也越来越涂上了令人厌恶的政治色彩。
至1940年2月，约有个日本臣民住在上海本土：个日本人、5000个高丽人及3000个台湾人。在工部局1940年的纳税人年度会议上，上海日侨中的纳税人试图增加他们在工部局中的代表席位，但是其提案未获通过。
然而，行政当局当年的财政极度窘迫，因此于1939年12月23日召开了纳税人特别会议，提出了一个提案，即对地捐征收40%的附加费，自1940年1月1日起生效，同时增加普通许可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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