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天之后，一位着名的银行家被杀，大规模的屠杀也就接踵而至。
这位银行家名叫稽瓯生，29岁，是当地一家钱庄老板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着名的四川籍官员。
稽灵生住在美国〈乡村）总会内，离福州路上的工部局警务处仅75码，他数天前在《金融与商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在自由中国投资。而这一文章却激怒了伪政权的银行当局。
8月15日，当稽爆生走出美国（乡村）总会，正要穿过马路走向自己的小车时，躲在一辆轿车里的5名枪手向他射击，他当场死在总会门前。刺客们尚未来得及逃跑，警务处的警察便冲出来向他们开了火。
在此后激烈的枪战中，一名华籍巡捕击毁了汽车的发动机（该车是一星期前停在歹土边界处的百乐门舞厅外被盗的），刺客们只得徒步向西逃往极司非尔路。
警察则乘摩托车追击，并一边开枪，一直追到老闸路捕房辖区，警察才击毙了一个恐怖分子，并捕获了其他三人，收缴了他们的武器。
而在追击途中，却有3个平民和2个警察被杀，另有8个行人和3个警察负伤。同日，沪西特警总署的一位巡警正要检査两个男子的篮子时，被枪杀在歹土的白利南路上。
8月16日，一名枪手射伤了着名律师王树勋，他是极司非尔路76号南京政治警察总部首脑吴世宝的朋友。当丰田纱厂的一名日本雇员正在给自行车打气时，两名恐怖分子开枪打中他的胸膛。
一家煤炭进口公司的经理在福履理路的家门口被绑架。黄浦江的渡轮，潮州丸刚在南京路外滩码头载上乘客，便发生了大爆炸。
8月17日，九江路663号的“大舞台”剧院老板遭到一名刺客的袭击，背上受了致命伤。在8月23—28日的六天中，信昌纱厂的一名日本职员在日本海军公墓受重伤，两名日本陆军文官遭到4名中国枪手的伏击而丧命。
沪光大戏院和金城大戏院被炸，效力于日本陆军的一名日籍文官和一名华籍文官被杀于虹口（此事再次导致道路被封锁），法租界里的一家银行被盗去价值高达30万元的金子，中一信托公司的总经理遭到绑架，恐怖分子试图用隣烧毁三菱公司的第三仓库，中国枪手击毙了浦东保安队的一名成员。
早在8月17日，日本人就在“大上海”边界上设置了新的铁丝路障。?徐家汇与虹桥地区的歹土边界都布满了隔离网，以至许多小路都被阻断。杨树浦河上的所有桥梁全被封锁，只有两座桥不是绝对封锁。
如今，经陆路而赴上海的华人都得经由军事检査站，受到严格的搜査，以免携带武器。虹口的“小东京”变成了难以渗透的要塞o。
8月28日以后，华人在下午7时和清晨5时之间，便不得进入“本城”了，当他们在白天要过苏州河时，其衣服、包裹、行李、车辆以及本人都得受到岗哨的严密搜查，岗哨的数量较诸往日翻倍，桥头的岗哨则再加倍。装甲车通宵达旦地在苏州河北的大街上巡逻，从虹口至苏州河南岸的所有进出口都被关闭'。
伪政权也釆取了严厉的措施。8月下旬，南京政府颁布了上海的新刑法，它将歹土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之外地区的所有偷盗案都交给当地的中国军事机关审理。亦即是说，原先由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一一按照2月的“临时协定”，歹土的案件由南市法院审理一一如今都由汪未经政权根据军事法而作出单方面的判决。
实际上，这意味着陈私博市长指令沪西特警总署首脑潘志杰，将武装的歹徒与绑匪引渡给保安队。
这种将刑法军事化的闹剧，发生在南京政府警察系统重组后，新的特殊环境中。
结合公开情报和徐恩佐他们的交代。8月16日，警政部降为警政总署，置于内政部的直接控制之下。与常凯申政权分设中统与军统相似的是，汪未经的政治警察部门，被置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査统计部的宣接领导下。
在此同时，社会部则被包括在社会福利促进委员会内，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主管非警察的秘密工作，即监管公众集会、学生活动以及劳工事务等。
南京当局认为，这类机构不再以“部”的形式存在，则其活动便不会在民众面前暴露得十分清楚。
虽然这些变革是警察中央集权化的总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也起因于警政部长李事群和社会部长丁末邨的政治斗争。8月16日之前，汪未经和周呼海都对这两人越来越不满意，尤其是对李事群。
身为“财政部长”的周呼海对于李事群明显地感到恼怒，因为流入极司非尔路76号的非法税收很少进入中央政府的钱柜。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汪未经，则害怕李事群的权力日益扩张，不喜欢他使用“公开乃至专横的手段开展警察活动，特别是这些活动过于直接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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