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詹国强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日本人很清楚。不过，他们和詹国强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老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梅思品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吴四宝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南京，从重庆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汪未经和詹国强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李广元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老师，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李广元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日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李广元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一个前辈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蒲固定，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李广元。他是个仇恨变节分子的反暴力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李广元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暴力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汪未经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蒲固定曾与李广元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38年他们营救了一个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边区的日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蒲固定得到批准出国去昆明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延安。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蒲安定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监狱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南京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由蒲富人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蒲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蒲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冯胡成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蒲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胡笔成。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胡笔成可不是草包”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冯胡成知道，胡笔成是靠一些半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蒲富人观察着胡笔成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胡笔成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胡笔成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蒲夫人跳舞。她的弟弟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胡笔成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胡笔成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蒲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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