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未经当政之后，他父亲的出版社因为有功被宣布为“国家模范企业。”。
进攻苏区时，他是汪伪军队里的一名年轻少校。在进攻苏北的几次战斗里他成了南京和前线之间的联络军官。
就在那时，他结识了漫不经心、不修边幅的王古月上校。此人领导总参谋部的特别部门“东方外军处”。他当时是总参谋长的私人副官。在这段时间他真正感到了为实力人物效力的那种甜蜜感。
王古月此刻正细致地翻着卷宗，里边的情报来自派驻中共的间谍，他们由驻俄罗斯武官克莱勃斯将军的副手领导。
他认真地擤了半天鼻涕。他讲起话好象感冒了一样，不时地咳嗽：“我给布尔什维克两个月的时间向山区。那些泥腿子注定要作我们开垦者田里的肥料。那些“匪徒”的末日屈指可数。”
旁边人的看法与他不同。他喜欢读书，读父亲出版的历史书籍。历史上奇怪的事多着呢。但是，他知道王上校同詹国强下面的机构关系密切，于是迅速成长起来的他一声不响，唯命是从。
直到参与扫荡的军队从盐城溃退之后，他才明白，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他的的父亲求见江苏省高官。次日他受到接见，时间是在傍晚下班后，这是对他特别尊敬的表示。
“我不得不请求您，”他对国民党省委负责人说，“对我们的谈话严加保密。我不希望灾难落在我儿子头上，我要说的正是他的事情。”
“您知道，”他的父亲说，“国民党官员的话比岩石还硬，比钢还坚。您尽管说吧，不用提这样的请求。”
“我的儿子在上校那里效力。”
“我知道，”官员打断他的话，“请讲事情的实质。汪主席告诫我们节约时间，我给您五分钟，请讲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总参谋部对付那边人的情报分队，掌握在一个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手中。”
“您疯啦？”官员慢吞吞地做出反应，但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冰冷的光“只有我们最坚定的同志才能呆在这个岗位。”
“况且……”老父亲固执地重复说，“汪上校的妻子家里有那边的亲戚。不，不，王上校是出色的军官，他在做他应当做的一切。我们在冬季的集结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会想到能有这样的严寒？不过，当我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后，我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与那边的人有关系，无异于认识共产党员。只有一种办法；在审查开始前立即解除职务。有迹象就足够了。如果事后查清此入是无辜的，那么就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
国家高于一切，个人没有权力抱怨。
三天之后王上校被撤职。他的上司亲自为他周旋也无济于事。尽管上校在司令部呆了两天，但没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被押出大门。
经查实，他的妻子没有损害汪伪政府的亲戚，然而木已成舟，他已经坐在了原来上校的圈椅上。在他得到任命的一小时后，上校的老上司亲手把银质肩章交给他。
次日，他召集自己的助手，通知他们，他根据与保安总局的头目达成的协议，要从团一级单位开始，撤换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如果方面军、军、师和团一级单位的情报一处和二处仍然行使自己的使命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动的话，那么三处，即反间谍处的工作今后也要与那边配合。这是他自己的打算。
此后，他离开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闪电旅行，从南京到上海、杭州，武汉和重庆。
他遇到了一些情报界的旧人。他们象所有的老特务一样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他们是来自内地和东北的移民，在和平时期度过童年。他们在追忆往事，梦想着这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尤其是在未来重新变成现实。
他首先拜访了潘将军。他在一九一九年出了名，当时他带领武装小队枪杀过北伐的激进分子。他因为无情而被汪未经称之为卫队领导的典范。
此后他会见了林将军。他曾经在詹国强的部门工作。曾经是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的负责人，他曾建议林将军培养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让他们准备建立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
最后，他礼节性地拜会了队长詹国强，向他征求意见。会面时他颇为认真地听詹国强讲话，尽管他知道的比这个美男子知道的更多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他拜访了常凯申。
“分队长，没有您经常性的帮助，我寸步难行。”
两个月后，梅思品召见了他。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他的傀儡、黄河沿岸的山西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宣传部撰写，李事群签名。
宣传部部长认为，这家伙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梅思品建议，“那边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共产党善于思索，部长。”他大胆反驳说，“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黄土高原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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