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在怀疑胡峻德和李乐在演戏，他们作为松江府的大当家，有点太软弱了。
他怀疑这也是一出制造罪孽，而后归罪于受害者的戏。
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在英格兰、在西班牙、在大明，事实上，在大明观测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普遍存在。
比如，安南人每年都会入镇南关，砍甘蔗赚取劳动报酬，这个过程中，大明人会把劳动报酬给了带人出来的大把头，而大把头通常会进行克扣，而且克扣的份额极大。
当这些大把头，无法向大明人推罪的时候，通常就会开始归罪于受害者的力役。
干活不认真、无故休息、闲聊、顶嘴、不服从管教、干活没干好、没干完、劳动工具损坏等等，理由极多，都是为了克扣劳动报酬寻找合理的解释。
制造罪恶的人，往往大声的指责受害者有罪，而受害者因为种种原因，通常无力进行反驳。
就像朱翊钧看到的场面，这些个棉纺商贾的商总们，多么的耀武扬威，多么的霸道，甚至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些为他们创造了价值的劳动者们，而几个把头，伶牙俐齿的匠人，面色通红的争辩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从矛盾说的角度去看，很容易一目了然。
人的认知，是矛盾的，也是割裂的，最终必然形成认知上的悖论。
人们一面说人定胜天，一面又说天意难违；一面说金钱不是无所不能，一面又说有钱能使磨推鬼；一面说好男儿宁死不屈，一面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一面说在天愿作比翼鸟，一面又说大难临头各自飞。
具体到匠人的身上，他们一面挣扎在劳动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被朘剥的痛苦之中，一面又要感谢这些工坊主们提供了生产资料、工具、场地，提供了一份稍显体面，可以养家糊口的差事。
这种矛盾的认知，再加上以偏概全的话术，让匠人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老老实实的干活，过一天是一天，要么拿起了锤头，锤烂这个糟烂的世道。
操戈索契、占厂、杀东家全家、田兵聚啸攻破瑞金三县县城等等。
这两种极端的走向，对大明朝廷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朝廷的职责是调节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显然极端的选择，让朝廷很难去进行调节。
朱翊钧就是过来看看，他没有干涉府衙和富商巨贾们的交锋，没有交代胡峻德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任何不必要的交代，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这也是祖宗成法，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写在大诰里的话。
洪武十五年八月，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征伐云南，二人打了一段时间，就写奏疏回南京，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如何设立防守城池、防止诸夷复叛、如何在云南设立军屯卫所等等问题。
朱元璋回了一句：万里之外，岂能周知？若军中便宜，则在将军等自处置也。
朱元璋原话的大概的意思是：问个屁，一来一回大半年了，黄花菜都凉了！自己决定，咱只要云南！
吴元年，徐达和常遇春开始了收复旧山河的北伐战争，临行前，朱元璋又叮嘱了一番说：然事机合变之际，不可不虑、将军其思之。
意思是不用事事请命，不要贻误战机，当断则断，不要太死板教条，打赢才是最重要的。
朱元璋在大诰里留下这两份祖训，就是告诉后代皇帝，没有十二成把握，这么做一定会让事情按照自己设想而发展时，就不要用不容置喙的、武断的、朕意已决的口吻，直接命令对方具体要做什么。
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完全了解那个情况，更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面对的困局，这种指令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朱翊钧离开了松江府衙赶回黄浦江行宫的时候，一直眉头紧锁，他对同坐在车上的冯保说道：“冯大伴，朕怎么觉得朕被演了？”
“陛下，臣糊涂。”冯保佯装一脸惊讶的看着皇帝说道。
“还装！”朱翊钧都直接气笑了，冯大伴都伺候在御前二十一年了，他还一脸惊讶，太假了！
“那可能是。”冯保这才犹豫的说道。
松江巡抚李乐、松江知府胡峻德，被一群商贾怼的失了分寸，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
李乐当年把王崇古、张四维耍的团团转，胡峻德能硬接住李乐的失误，在上海大学堂文溯阁落成之日，弄了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大明的读书人，可以说他们坏，但绝对不能说他们蠢。
蠢货能考中进士？那时候，三年才三百个进士。
这些个商贾们大言不惭冲撞了巡抚、知府，那李乐和胡峻德接下来做什么，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就像这些富商巨贾干的一样，制造罪孽，归罪于受害者。
也就是朱翊钧南巡驻跸松江府，否则的话，李乐和胡峻德才懒得演这么一出。
果不其然，七月十日的公议会开完之后，胡峻德似乎是恼羞成怒了，开始了报复，开始对薪裁所所有的案子进行严厉执行，不留任何一点情面，而且只要拒不执行，就会移交稽税院，进行稽税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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