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想一战击溃建奴后金，需要征集三十万以上兵士，百万民夫运送粮草物资。茅某天启年间在辽东做赞化，对朝廷和辽东的财政收支了解甚祥，拿朝廷可支配的太仓银库来说，年平均收入四百万银，支出六百万，寅吃卯粮，哪有盈余支撑大战啊！”
黄玉起身拱手道；“茅先生，在下黄玉，朝廷为平定建奴专门征收辽饷，应该年收数百万两，建奴毕竟底蕴薄，耗也应该耗死建奴，为何十年过去，百姓压力愈来愈重，而辽东战事却危机重重呢？”
茅元仪冲黄玉点点头道；“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收，其间共增加三次，每亩税增九厘，年增赋五百二十万银。
辽饷用于关宁，东江，登莱，天津四镇剿灭建奴之用。在天启年间，蓟辽督师孙承宗大学士坐镇关宁，李之华大人在天津，袁可立大人在登莱，毛文龙大人在东江策应，可以说后金已经岌岌可危，如果群策群力保持高压几年，建奴即使没灭族，也元气大伤了。
实际呢，东林党对朝中非东林党绞杀，非东林党积聚在魏忠贤旗下反杀东林党，大明朝堂你方唱罢我登场，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孙大人，李大人，袁大人纷纷去职，毛文龙大人在东江苦苦支撑，朝堂之上，部堂高官，重党派私利，轻国朝大义，至于建奴如何，维持现状就好，短视如此，实在是大明的耻辱。
再说关外，茅某管理收支预算，辽饷能有一半用于军事就不错了，期间大批钱物消失了，在下大声疾呼，朝廷讳莫如深，茅某总是遭无妄之灾，细极思恐。
上行下效，关外已经出现唐末割据之势，武将骄横，家丁士兵只知将主，不知朝廷，以孙承宗大学士之尊，也不得不虚与委蛇，更休谈如指臂使，辽事焉能不坏。
至于部堂认为辽饷田赋不高，百姓压力不大，只能说缺乏常识，你们知道易州田亩实际情况，应该了解农户的压力。”
李银河走到前台，侃侃而谈道；“这个问题本官替兄长解答，田赋正税加辽饷，按照户部的推算，每亩税赋不超过半成，按亩产一石计算，也就每亩收取几斤粮食而已。为了平息外患，一年少吃十顿八顿饭，百姓能够承受也应该理解。
这就是我强调的实践出真知，算法高于看法。没有调查，高高在上，想当然地制定政策，贻害无穷。
问题是国朝有多少纳税田亩，真正能收上多少税，谁是纳税主体。
国朝的纳税亩数本官也不知道，我只能拿老营三岔河田土来计算。国朝初，老营附近易州田数四十万亩水浇地，由于水利缺失，河道淤塞，十年前鱼鳞册登记有二十万亩水浇地，现在千户所灭了涞水冯家，接收两万亩，加上其他大中小地主，三岔河水浇地不足十万亩。
那么，正税和辽饷以二十万亩征收，地主需要缴税比户部测算增加一倍，实际情况冯家，白家等豪强占据八成水浇地还不缴税，八万亩水浇地变成抛荒地，只有不足两万亩缴税。
实际测量的数据确实是抛荒地，据说有吏员有疑义，就全家消失了。
两万亩实际缴纳二十万亩的田税，可想而知，这些持有田地的农户压力有多大，还有，我没有计算正税外的杂税。
翰林们部堂高官们认可的是户部计算结果。”
咔嚓，茅元仪将教鞭折断，阴沉着脸沉默地看着屋顶。大明有一批真正的士大夫，明白大明的弊端，也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可惜被排除出主流之外，茅元仪不肯同流合污，总是被陷害，天启年在辽东被免官，崇祯刚继位，茅元仪跑到京城建言，被权臣以傲上之罪贬居定兴江村，再过两年，在辽东又获罪充军，茅元仪心高气傲，抑郁难言，不久就纵酒身亡。
李银河将断竹鞭拾起来放到一旁，又取来一根教鞭，递给茅元仪道；“义兄，大丈夫以天下百姓为重，不可与鬼蜮争长短。朝中高官蝇营狗苟，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气大伤身，凡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啊！”
茅元仪接过教鞭，深深叹口气道；“让兄弟担心了！
愚兄想到国朝之事，义愤填膺，老奴是死了，那继任的新奴酋皇太极更难对付，据说其政治眼光，手腕谋略远胜努尔哈赤，其继任才两年，向东压服朝鲜，向西经略蒙古，大大扩展了后金的战略空间，以后战事不会再局限在辽东一地，孙承宗大人的战略挤压，经济封锁的努力已然失败，今后，大明北方将无一日安宁。
辽东，蓟镇，宣大，山西，甚至京师，后金铁骑纵横之时，百姓生灵涂炭，朝廷士大夫如何面对先祖，如何面对披荆斩棘开创大明的前辈们？
为兄心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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