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隔多年，老先生给我们讲起这个故事来，还是神情严肃。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夸张编造的样子。
我们其实都有被长辈讲鬼故事吓着的经验。但这个故事在这老先生说来，却完全没有恐吓我们的味道。
其实他也不用恐吓我，不要看我叫他老先生，我和他的年龄相差也不过十六，七岁。
我这样叫他完全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我父亲出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很多国营工厂都去农村招工。
父亲因为条件优秀，就被招进了国营厂。从学徒工干起，后来一直干到了车间主任。
因为我父亲是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就算半个知识分子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都是带着干部名额的。就是说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就直接进机关当干部了。
所以那个时候有个说法：能读高中就是脱了草鞋穿布鞋，能读大学就是脱了布鞋穿皮鞋。
当时农村的村会计基本上都是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村里的会计就是知识分子了，负责管账的，村长和村支书都要对他另眼相看。
父亲高中毕业，回村虽说没有当上村会计，不过却因为身体健壮，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初进厂后厂里也把他当作重点培养对象。
父亲也是工作努力，很快就成了车间里的骨干分子。后来就开始负责新工人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招聘工人，可不像现在的招聘。西装革履，写字楼，来的不是985，就是211，那是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工农兵亲如一家，招工要面向广大的农民兄弟。招工的对象都是农村青年。
这一年，父亲带着招工组工作队来到湖南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招工。
这个工作队一共由五人组成，年纪最大的老马。四十来岁，入厂的时间最长。
老马十来岁就进厂里当学徒工，车，铣，钳，刨各个工种都干过。虽说没什么文化，不过在技术上却是一把好手。此次招工，老马就算是工作队里的技术顾问。
小田，是队伍里面唯一的女性，小姑娘今年刚刚十九岁。卫生学校毕业才一年，那个时候卫校属于中专，毕业的学生年纪都不大，等于是高中毕业。不过人家是有专业技能的。
在那个时候，医生等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好多地方看过两本医书的人，就可以当赤脚医生了。随便去山上扯点草药就敢给人治病了。
所以像小田这种读过卫校，受过正规医疗培训的人就等同于是正经医生了。可不像现在，卫校毕业只是护士，连处方权都没有。
工作队招工的体检，就全部是小田在负责。
小姑娘年轻有活力，着一件花布衬衫，下身深绿的军裤，背着一个大药箱，里面装着简单的医疗器材和一些常用的药品。扎着两个大麻花辫子，一路上跑前跑后，很是欢快。
戴着眼镜，成天夹着个人造革公文包的是杜工。杜工二十五，六的年纪，杜工就是杜工程师的简称。他之前还真是厂里的年轻工程师。正经的哈工大机械系毕业。能够绘制工程图纸的那种。
之前在厂里很受重用，来厂里一年多就被提拔为工程师。因为他有文化，能写会算，所以这工作队的粮票钱物，招工的资料整理，就归他负责了。
因为长期伏案工作，这杜工高度近视，两个眼镜片厚的就像是两个啤酒瓶底子。
肋下一直夹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这至少在形象上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
然后就是小五，在厂保卫科任保卫干事，小五今年二十一岁，小五本姓伍，是这个工作队中除了小田以外最小的队员。大家都叫他小五。也显得亲切。这次跟着工作队出来。主要职责就是安全工作。
六十年代的国营企业都设有保卫科，那个时候地方政府势微，政策和资源都偏向国有大企业，企业内部开设各种部门代替了政府的职能。
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企业办社会，从学校，幼儿园，到医院，电影院，消防队，派出所都有。只是叫法名称不同而已，但是在职能上就完全一样，这些机构完全由企业自己创办和控制。
保卫科其实就是起到了派出所的职能，里面的保卫干事对外统称经济民警，那都是可以佩戴武器的。
小五这次以保卫干事的身份一起跟着工作队出来，那也自然也是佩戴了五四式手枪。这种手枪是我国在五十年代仿制“老大哥”的TT1930/1933式手枪的产品，五十年代既大量装备军队使用，很多国有企业的保卫科也装备了这种武器。
小五的父母都是国营厂的老职工，小五通过内部招聘入了厂。本来应该是先进到车间当学徒工，可这小子对机械加工那一套完全没有兴趣，无奈他家里就想办法给活动到了保卫科工作。
要说这一下还真弄对了，小五对这个新工作还挺喜欢，关键是可以摸到真枪。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全民心向军队，军人的地位在普通民众中可是很高的，小孩子理想都是当兵，能在保卫科工作，小五当然很乐意。
我父亲是这次工作队的领队，父亲在村里当过民兵队长，也打过靶摸玩过枪，长枪短枪都摆弄过。这一点正投小五所好。每天陈队长，陈队短的围着父亲，要给他讲当民兵队长时候的经历。
我父亲姓陈，名红兵，一看就是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其实后来听我爷爷讲，父亲的原名并不是这个，而是叫陈士举。
按理说我父亲贫农出生，怎么会有这么个文绉绉的名字。据我爷爷讲，其实我家祖上也是诗书世家，书香门第，可是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却家道中落，爷爷也就只是读了三年的私塾，能够读的一，两篇文章后，就因生活所迫，家里彻彻底底的务了农。
到我父亲这里，那就更是实打实的贫农出身了，我爷爷以前常常开玩笑说，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家道落的还真是时候，不然等到土改，这成分一划定，村里的乡绅，地主就是现成的榜样。
可我父亲这陈士举的名字，那可是按照家里留下的族谱给取的，后来父亲自己把名字改了，爷爷气的大骂他是不孝子，不过迫于形势，也是没有办法，只有由他去吧。正所谓儿大父难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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