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开头难，天盛帝杨宸登基的第一个年头，日子自然是有些难过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内忧外患四个字，仿佛并不足以形容万一。
高丽与渤海两国闻风易帜，转头倒向的北奴王庭的牙帐，自杨复远死后，北宁狼骑灰飞烟灭，有关辽北各部蠢蠢欲动的消息不止一次被送入了大宁的兵部和天子的案前，可都因为畏惧腹背受敌还有杨家铁骑余威尚存的辽东骑军尚在而不敢堂而皇之的在北宁城外招摇。
但如今渤海和高丽转投了北奴，辽北各部自然也是有恃无恐了起来，曾经被北奴左贤王收入帐下的野人部开始在辽北深山中大肆扩张，像大宁朝廷告急求援的军报千里加急送去了长安。
可杨宸对辽东之事并不清楚，而那时刚刚登基，姜李之乱刚刚平定，朝廷上也是一团乱麻，所以只等到了杨宸一道：“交北宁道总兵宇文恭看办”
宇文恭镇守北宁是孤身而去，跟随他的旧部大多被留在了剑南道，而他显然也对辽北各部内情所知不多，天和二年夕月，率轻骑五千便深入辽北喇嘛山，遇诈降之人为向导，失去方向，遇伏大败，全军覆没。
等他的败报送回长安时，杨宸才知晓高丽和渤海惊变之事，急诏宇文恭统领辽东精骑小心行事，暂缓出兵。可急诏刚刚送出，宇文恭第二次兵败的消息便又送到长安城，此次战败之所，已经从辽北的喇嘛山转到了辽东道与北宁道交界之地的辽河。
此时的杨宸方才知晓离京的那位北奴尚书令是何等手笔，朝夕之间，竟然让大宁的北疆狼烟四起。他也回过头来看清了那位北奴尚书令与自己议和的另外一层含义。
京师府库空虚，人心思定，杨宸也早已与内阁议定，继续太宗文皇帝休养生息之策，暂缓兵戈之事，可辽东事急，他也只能又一次硬着头皮，违背了满朝文武之意，下诏河北道游击将军傅莜，胶西道游击将军蓝可，各率本部兵马五千，粮草辎重不计，驰援北宁。和上一次不同的是，统兵之人从康国公宇文恭，换成了统率辽东精骑的老将，临海侯吴铮。
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人在昌都用云单阿卓的名头又一次在昌都拉起了人马，那些叛出云单家的人马难以招架，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消息传回长安，杨宸也并未放在心上，毕竟他当初孤军深入藏地，本就不是想要给云单家杀得干干净净，他最大目的只是那座大昭寺里一个被困的女子。若是云单贡布从大昭寺溜走，他都没有机会将云单家仅剩的那点精锐打得一战尽没。
和南疆生变的消息一同送来的，是他登基之后收到的第一封直达御前的奏折，由他亲自提拔的新任定南道巡守王翰直言：“陛下就藩定南不过数载，所致兵祸却十年难平，定南户户缟素，为筹措军需，府库皆净，若有荒年，必饿殍遍野，而今虽三藩稍定，可人皆言，有官却如盗，征伐之害累及民生远胜贼寇矣！”
杨宸很清楚一道巡守的奏折和藏司生变的消息一道送到御前是何用意，他也只能安抚，御笔题下：“若无患边之举，随其变故”交给定南道游击将军简雄，又命三湘道和剑南道遣以钱粮入定南，以备不测，以安人心。
外患渐起，内忧又生，府库不充，民生凋敝尚不是真正要命，关于他是否真的是奉仁宗杨智遗命登基之说的谣言愈演愈烈，大有天下疑之的意味，他用锦衣卫能杀得人头滚滚，却越是难以堵住悠悠之口，轻而易举地掉进了自辩清白的陷阱中。
人言可畏，在天下太平的时节倒是没那么重要，可如今百姓的日子比起永文年间要难过许多，先皇又已经驾崩，致使如此境地的罪魁祸首自然只能落到新君的头上。与其说百姓是在为杨宸登基之事起疑，不如说是对杨家这天下短短三四年间屡屡举兵，大行徭役之事不满。
可京营兵马不能不征，浊水不能不治，东都不能不修，藩王不能不撤，新法不能不兴，一切的不能不从杨智和杨宸的御案上落到每一个百姓头上，最终都只能变成一句“哀民生之多艰”或者“兴，百姓苦！”的感慨。
正是此等情形之下，越是有人想要为这样的风气推波助澜，在外人看来，皇太后宇文云与当今天下之间的失和正是能证明有些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在杨智梓宫都尚且不曾奉安于福地的情形中，杨宸登基元年的选秀也尚未开始前，她便搅得整个长安人人尽知，她于长乐宫中时常梦见太宗皇帝和先皇，心神难安，为此大病一场，希望去桥陵为太宗皇帝谒陵，再去兴庆宫中静养调理。
所以尽管杨宸知道自己的这位母后是打算离开长安，离开自己的眼前到兴庆宫里用自己的皇太后之尊独居一方，也闹得他这位皇太后的“幼子”与母亲失和之事天下皆知为篡位之说推波助澜，好让日后栽一个“不孝”之名在自己头上。
却还是点头应下了宇文云谒陵与静养之情，只是他杨宸也并非无能之辈，不仅下诏京营新军自长安往陈桥一线列阵，由骠骑营副将罗义率骠骑亲军护卫皇太后往兴庆宫，更是让自己后宫之中仅有的皇后与皇贵妃随驾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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