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君主立宪制才能真正，实现华夏民族和大明帝国的强盛繁荣。
朱氏皇族才能像秦始皇，当年所期盼的那样万世永承。
王承恩也被朱喜明所讲述的话，惊的嘴巴都闭不到一起了。
他不能理解也不敢相信，这样的大明国还是朱家的大明国吗？
这大明天下的亿万百姓，怎么可能会在没有皇帝统治的情况下，长治久安呢？
虽然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王承恩还是将这一切默默记在心里。
因为他相信朱喜明这个来自四百年之后的先知，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介饥民小孩，成长为一名誉满天下的新权贵。
几年来治军未见一败，治政能使天灾地震、干旱兵乱、天花蝗灾的苦难之地，变成万千百姓所拥护向往的富庶之地。
王承恩此时也终于明白了，崇祯为何如此反对君主立宪制，为此甚至不惜与朱喜明正式宣战。
经过一个多月有条不紊的军政交接，新军基本完成了集结待命。
又继续休整三日后，朱喜明下达命令全军起营返回赣榆特区。
朱喜明在等待的这一个多月时间内，向《特区日报》送去文章，刊登发表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讲述:
“现阶段大明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这个稳定是大明统治集团的特权阶层，要相互妥协才能实现的。
要稳定，特权阶层就要做出特权上的舍弃，和利益上的舍弃妥协。
乱世之中他们的私人利益，要向国家和民族利益妥协，这就是大忠大义。
民族利益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最高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及国家利益，都要向民族利益妥协。
只占少数的特权阶层，要向占大多数的低等级阶层妥协，只有这样大明帝国才能保持稳定。
这样讲并不是要鼓动两个利益阶层矛盾对立，而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的治世大同之道。
也只有民族达成了这种共识，大明帝国才能稳定强盛，三本主义才能得到一个可发展的环境。
安静的在大明土地上生根，发芽，繁盛成长起来。
和平时期则不同于乱事，大明帝国的权利终将是来自于百姓，服务于百姓。
而不是现在的专制权力来自于特权阶层，服务于特权阶层，造成阶层之间的固化，致使底层百姓失去通过努力而人尽其才的机会。
百姓只有挺直腰杆，充满自信的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才会为自己所处华夏民族的强盛而骄傲。
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的利益，才能永远受到国家的庇护，才能通过三本主义，和立法将阶层敌对化减弱，最终消灭特权阶层。
这将是一个特别漫长的探索过程，今日赣榆特区愿意率先走出这一步，完成特区对华夏民族，对大明帝国的忠义。
这也是积弱积贫的华夏民族，和亿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百姓所期盼的。
我们脚下的这块富饶土地上，只能有一个民族文化来主导，那就是华夏民族文化。
却不一定必须由一个国家来统治，要看那个国家是否能够平衡好民族内部各阶层的利益需求。”
王承恩在看到朱喜明的这篇文章后很是无奈的摇头苦笑，因为他通过和朱喜明一个多月的相处。
知道这已经是朱喜明笔下留情了，并没有大肆的宣讲君主立宪制和对大明特权阶层进行攻伐。
朱喜明的第二篇文章是《绝不退让》，讲述:
“目前大明的威胁有内外两个隐患，一个是陕西各路造反流窜的农民军。
一个是关外杀害了百万汉人，只知杀戮抢掠破坏的建奴政权。
对大明内的各路农民军应该区别对待，只为求活生存的农民军应该以招抚为主。
如果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可以让他们划地而治，给他们时间去生产，去思考，去观察朝廷的诚意。
对那些忘记初心，为了追求私利，而大肆掳掠杀戮的军事势力。
大明朝廷应该毫不留情的，将作恶多端的变质分子，全部围剿诛杀。
对追随同情这些变质分子，并且助纣为虐的人员，也应铁拳给予打击。
以律法的形式进行公开审判，或杀或关入牢狱之中，以儆效尤。
所以对变质流寇和助虐分子，大明朝廷决不能采用招抚手段，那是对他们的放纵。
对待辽东建奴的态度，大明朝廷必须是以强硬态度对待，只有打败他们，打服他们，打趴下他们。
他们才会自愿返回到，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怀抱中来！
所以辽东建奴必须去国号，必须俯首称臣，必须处死首恶皇太极，这应该是大明帝国饶恕他们的底线。
如果他们宁愿像当年的匈奴，和蒙元远遁漠北或异国他乡。
那大明军队，就应该追在他们后面继续打不死不休。
这场种族之间的灭绝之战不设定时间，因为华夏民族有能力，有韧性，更有信心打他个两百年。
回顾五胡乱华时期的乞活军，一战就打了两百多年，他们的精神才是我们民族的铁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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