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赵挺之更是指出，苏轼所钻研的学术，就是出自《战国策》的纵横之术，专门用来揣摩皇帝心意，着实是扰乱朝纲，于国于民俱是无益。所以，对于苏轼这样的坏人，光是放在定州这样的北部边境之州，也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进行南贬。
虽然赵挺之这次是老调重弹，不过他却是正确地把握住了朝堂风向的转变。
几年前的弹劾未果，只是因为当时旧党执政，根本不会有人理会他的声音，而且那时的高太后处处都在袒护苏轼，实在捂不住了，还可以让苏轼有机会站出来给自己解释解释就没事了。
而此时，不仅仅是旧党失势，更重要的是赵煦亲政，基于小皇帝崇拜先帝、逆反高太后的性格特点，再加上苏轼人在定州无法自辩，赵挺之觉得自己此次旧话重提的成功机率非常高。
赵挺之目前并不是言官，虽然他有权去弹劾，但为了效果更好，他便把目光盯上了刚刚入京的蔡京，托人将自己的弹章递给了蔡京。
赵挺之是治平二年的进士，虽然要比蔡京熙宁三年中进士早了五年，但是累迁的速度却是远远赶不上。更不要说如今蔡京的胞弟蔡卞已在中枢任中书舍人，而且这次的回京乃是章相亲召直接就会接任户部尚书一职。
当晚，赵挺之便收到了蔡京邀约见面的回音。
“正夫兄，此次回京，你倒是趁了京东路的地理方便，定是先行回京过了一个好年啊！”蔡京一上来就笑眯眯地说了一些客气话。
“哪里哪里，既是比不上龙图千里迢迢自蜀地而来的辛苦，也是不及龙图在成都府的累累功绩耀人啊！”此时蔡京回来的差遣未定，赵挺之便以其龙图阁直学士贴职尊称。至于蔡京在成都府的实际干得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只要此番回京是提升重用的，怎么着也会粉饰出一个政绩出色的结论，所以赵挺之的这番恭维之言蔡京接得十分坦然。
“正夫兄送来的弹章，蔡京以为，苏端明已经外放定州，在那里倒也老实地整兵修寨，而且说是整日喝酒作诗的臭毛病也改了不少，这份弹劾还有必要么？”
赵挺之听了后，心里暗骂：“老狐狸一只，明明是看了我的弹章正中其意才叫我过来，见了面却又说这些废话，还不是希望这个坏人都由我来做么？”
但在表面上，仍然还是十分恭敬地解释道：“龙图知成都府久矣，可能不知这苏老坡在朝中经营多年，其门生党羽遍布朝野。若是由其在地方盘据，再有朝中不轨之徒呼应，时日一长，恐生事端。”
“哦？竟然会如此吗？”蔡京故作惊讶，却是心中窃喜，“我见正夫提到的数名蜀党之徒，多是在国史院，对于这等偏闲署院里的人，有必要如此这般重视么？”
见蔡京说得认真，赵挺之也顾不得分辨他是真的不清楚还是故意装糊涂，耐心解释：“自元佑初年，前蔡相公提举《神宗实录》，编纂一事便由国史院负责。之后此事先后被司光君实、吕晦叔、吕微仲几位前相提举，尤其是这苏轼当权，便累荐门生弟子进入国史院，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人，其用意就在于明行修纂工作，实则编造诬陷不实之辞，诋毁先帝英名、陷构新法于不义。下官风闻当今官家有行绍述之志，章相又有行新法之心，所以，这朝堂之外，苏贼不可不南贬；朝堂之内，国史院之黄奸等一众，不可不尽除。”
蔡京原本看到赵挺之送来的弹劾文本后，觉得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他与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矛盾。反正蜀党也是旧党阵营，是他们接下来需要一步步清理的对象。
不过刚才听了赵挺之的思路后发现，从苏轼身上开刀、然后引到国史院，进而一步步地借助于对《神宗实录》一书的彻查入手，倒确实是一条可以将更大范围、更多的人都迅速牵连进来的好方法。
其实对于蔡京而言，他并不在乎对方到底算不算旧党，也并非真的认为这样的操作可以帮到新党什么效果，他只关心能否以最快的速度、扳倒更多的人？
因为只有更快的速度去扳倒对手，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力与水平：
在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新法实施的过程，蔡京进士登第后，先后在钱塘尉、舒州推官位上，就是因为对新法的实施雷厉风行，才获得王安石的青睐，从而累迁至起居郎，在出使北辽之后，与其胞弟蔡卞，同拜朝廷中书舍人。
而到了元佑年间，司马光秉政，尽废新法，并要求限期五日尽数恢复原来的差役法时，包括一些旧党官员都高呼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蔡京却率先完成了。
要不是他身上的新党烙印太深，还真是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从王安石的昨日变法先锋，迅速转身而成司马光的的今日更化猛将。
当然，也是从那时开始，旧党人对于新党成员无差别、无情面的疯狂打击，也让蔡京的内心充满了屈辱与仇恨，或者让他明白了，没有什么正义与原则，世上有的只有机会与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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