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这群充满好奇心的宾客们失望，亚瑟只得硬着头皮与他们聊起了那天授勋仪式后在冬宫举办的宫廷舞会。
不得不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但亚瑟依然对那天的见闻记忆犹新。
尼古拉一世的入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当这位世界最大国家的统治者在皇后的陪伴下进入大厅，后面跟着他们的家人和随侍的宫廷官员时，所有与会的客人们齐声起立。
那天尼古拉一世穿着一身特别华丽的红色军装。
虽然哥萨克的军装通常只适合年轻人：皇帝穿的这身更适合他的年龄，也更能凸显他的面部特征和挺拔的身材。
在落座前，他先是用他特有的礼貌，以庄重的姿态向全体观众致意，而陪伴左右的皇后也做了同样的举动。
虽然在西欧国家，这非常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对公众不尊重的举动，但是实际上，那天舞会的时候，甚至连皇帝和皇后的随从也效仿了这一行为。
整个宴会厅的宾客对皇室一鞠躬一鞠躬地回应，并且进一步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来表示欢迎。
如果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无疑可以说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但是由于这些表现带有官方性质，所以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价值。
而这也引发了亚瑟身边奥地利公使费克尔蒙特伯爵的小声吐槽——真是奇妙，一个皇帝竟然会受到满是贵族的舞池的喝彩！
虽然奥地利同样有皇帝，但是奥地利皇帝可做不到沙皇这样有威信，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贵族的奉承。
毕竟按照历史源流，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奥地利皇帝其实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含金量’究竟有多低，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至于亚瑟这个英国佬，他对费克尔蒙特伯爵的话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因为英国贵族和国王的关系也谈不上有多融洽，这种贵族反对国王的传统在英国源远流长，以致于那帮贵族还煞有介事的组了个党，名字就叫做辉格党。
哪怕排除辉格党，只看那群英国的保王主义者‘托利党’的成员，亚瑟也从没见到过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身上看到像俄国贵族这样的表现。
在不列颠，托利党人讨好国王的方式通常是间接而含蓄的，而不像是俄国这样整齐划一。
而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也使得亚瑟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当天的情况愈发好奇，就是这样一位抬手便
能让人起立、坐下、鼓掌的人物，举手投足间都尽显帝王威严的人物，居然能成为莫斯科大学生赫尔岑口中的胆小鬼。
亚瑟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出沙皇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模样。
但亚瑟又觉得赫尔岑不像个会说谎的人。
赫尔岑曾经信誓旦旦的告诉亚瑟，他从切钦斯基将军那里听说——12月14日那天，皇上自始至终脸色非常苍白，吓得魂不附体。干草市场发生叛乱时，皇上就留在彼得戈夫，站在花园的土岗上，听彼得堡那边有没有炮声传来。直到第二天一切都已经平静之后，皇上才坐马车来到挤满了人的广场上，对着大家吆喝：‘跪下！’人们赶紧遵命跪下。这时候，他看见几个穿便服的人（那是跟在他的马车后面到广场来的），认为他们形迹可疑，当即下令逮捕了这些不幸的人，然后对群众大声道：‘这都是卑鄙的波兰人，你们受了他们的煽动！’
这些不适当的荒谬行为，理所应当的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
因为亚瑟在彼得堡的一些私人聚会上，也曾经听到过不少经历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官的抱怨。
这群俄国的将军们一致认为——皇上应该做的，不是在花园中提心吊胆的听炮声，不是往彼得堡不断派遣使者打听消息，而是亲自赶到那里去。这是对于最高统治者最基本的要求，每一个稍微有些胆量的男人都应当这么做！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亚瑟觉得尼古拉一世在皇帝位置上的表现甚至不如现在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
虽然法国人民很喜欢嘲讽他们的‘鸭梨国王’，但1832年6月5日巴黎爆发起义时，路易·菲利普虽然同样被吓得不轻，可是这个法兰西大鸭梨不仅没有选择逃亡外地，反倒是辞别了正在法兰西进行国事访问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一行，率领随行的轻骑兵部队紧急返回巴黎。
虽然路易·菲利普在镇压起义的工作上并没有帮上什么大忙，但是国王连夜赶回巴黎，并亲自坐镇杜伊勒里宫指挥大局的消息显然振奋了奥尔良派的士气。
而随后路易·菲利普冒着危险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军队检阅的行为，使得他不仅受到了士兵们山呼海啸般欢呼‘国王万岁’的礼遇，还迅速稳定了大巴黎警察厅、国民自卫队和法兰西军队的军心，并最终化作了压垮共和派起义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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