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皖、赣、闽五省正式纳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全面管辖，民政方面的文制比较顺利的在稳步推进，但各省省军的骄兵悍将就不那么容易听话了，原因很简单，军队一直被地方军阀们视作最重要的“私人财产”，完全搞的是任人唯亲那一套，任用将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其个人的“忠心”。
有样学样，大军阀（比如各省督军、一般都兼任师长）任用的各地“镇守使”，这种中号军阀一般是旅长，他同样会用是否对其个人忠心来任命手下的营团长，营团长为了笼络手下、连排长为了个人升迁，民国军队里军官结拜成风，这样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网，动一个人、往往能牵连一片，所以军队改编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中央政府在这次平叛战役之前，任命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不能说没有这种未雨绸缪的考量，只有吴佩孚挟迅速平叛的余威，再加上留在各省的定威军震慑，才有把各省省军改编为定威军的可能，军队属于中华民国、而不是任何个人，这种观念必须灌输给各省军人。
经吴佩孚申请，中华民国陆军部批准，《保定陆军大学堂》在风景宜人的西湖旁、建立了《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教官主要来自《保定陆军大学堂》、陆军部教育司、教育部《国民小学总校》三个单位。
《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分两个班，一个是将校班、学员主要是上校以上军官，另一个是速成班，所有少尉至中校级军官都要接受为期40天的轮训。
吴佩孚亲自担任《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校长，他每天坚持与所有学员一样出早操，这让那些大腹便便的将领们满腹牢骚、却“毫无”怨言。
军校的一个重要课程就是历史，以近代史为主，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直到1923年日本企图入侵东北的那场战争，将中国近代屈辱史展现在所有受训军官眼前，以此激发他们的爱国、报国情怀，为下一步整编五省军队做准备。
当初，山东由于东北战事正酣，仅仅是民政完全归属北京政府管辖，军队还是维持原状，吴佩孚邀请山东的两个师前来《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受训，被他们以各种借口拒绝了，陆军部也拿这种地方部队毫无办法，吴佩孚决定暂时隐忍他们这种封建割据行为。
反而是广东的蔡廷锴将军在蒋光鼐省长的支持下，主动报名要求参加《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的学习，于是粤军将领参加了将校班的学习，并获赠速成班全套教材，他们回去后，对粤军中下级军官进行了了全面的培训，虽然没有改编为定威军，但广东军、政已经完全接受北京政府管辖了。
1924年4月3日，《保定陆军大学堂杭州分校》开学4天后，吴佩孚乘船离开杭州前往福建，明天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好日子，位于福建马尾的冯如飞机制造所，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将进行首飞。
冯如飞机制造所的名称是吴佩孚起的，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师和飞行家，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他于1911年1月就在美国研制成功了一架新型飞机，并将其命名为为“冯如2号”。
冯如飞机制造所的董事长是刘佐成。
1910年11月19日，刘佐成就与李宝焌共同发起成立航空研究会，在《大公报》发表《航空研究会发起及简章》提醒国民：世界航空事业刚刚起步，中国要抓住机遇，“勿再事事落人之后”，这一年12月，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了李宝焌的《研究飞行机报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航空论文，只可惜李宝焌在1912年便英年早逝了。
任命刘佐成为冯如飞机制造所的董事长，那是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多番争取、好不容易才获得批准的，因为表面是“私营企业”的冯如飞机制造所，其实是北京政府海军部、陆军部共同出资建设的，之所以用民间公司的外壳，主要还是为了麻痹潜在敌国，这样也更方便获得国外公司的先进飞机制造技术。
北京政府有很多人反对任命刘佐成的原因很简单，刘佐成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日籍女子烟氏为妻，有人担心国家机密会被泄露，吴佩孚则坚信刘佐成能分清自家与国家的轻重、不会出卖国家利益。
最让吴佩孚高兴的是，刘佐成在电报中说，明天试飞的飞机已经达到了英美国家同期水平，在续航力上还有所突破，明天首飞的双翼飞机，虽然既没有安装机炮、也没有航弹或鱼雷挂架，但这些武器在设计之初，都在机体上预留了安装空间，随时都能改装成一架战斗机或是轰炸机。
吴佩孚站在甲板上，不由得又想起当初对孙传芳的任命了，他就是在福建取得了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最后才膨胀到想做个土皇帝的地步，最后反而误了卿卿性命。
其实，冯如飞机制造所能这么快生产出第一架飞机，孙传芳也是功不可没的，没有他的大力支持，冯如飞机制造所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自主生产出国产飞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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