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文所表现的庄子敢于冒“身刑而死”以求赵国百姓之平安的形象，与庄周远官避世、视卿相如牺牛腐鼠之思想相去悬殊。可证本文所写非庄周。又写其本着儒服，太子悝劝其着剑服以见王，文中“诸侯之剑”一节以知、勇等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可证此文非庄周一派所作。按当时历史与庄辛的经历，只能是由楚暂居于赵国的庄辛。此前庄辛因谏楚襄王未果而离楚之赵，在赵国停留十月，期间受赵太子悝之请，说赵惠文王。当时赵惠文王（前298—前266）正热衷于观击剑，本文应是在庄辛劝谏赵惠文王的辞令基础上写成的（参《庄辛——屈原之后楚国杰出的散文作家》，见《屈原与他的时代》）。其开头与结尾当是传抄中所补，关于《说剑》作者是否为庄周或庄周一派，北宋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孙鑛说本篇“事与辞俱非庄派，只是战国时策士游谈，正与《弋说》及《幸臣论》相似”（宣颖《南华经解》引），《弋说》即《史记·楚世家》所载的“楚人以弋说楚襄王”，《幸臣论》即庄辛《谏楚襄王》。孙氏将其三者合而观之，甚有见地。今人罗根泽以之为“纵横家托之庄子而造出来的故事”（《诸子考索》）。钱穆则明确提出其作者为庄辛（《先秦诸子系年》），可谓独具只眼。
本文结构上同样是由一小段叙述文字交代原委，引出人物成客主之辩的框架，主体部分论“天子”“诸侯”“庶人”三剑成骈联铺排的形式，而又在内容上、思想上成递进之势，主体部分文字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文心雕龙·诠赋》云：“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又本篇末尾点出全文之旨，与开头相照应（姑视开头一小段后人所加为“序”），也即《诠赋》所说“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文中以中原各国及燕齐之地势以喻剑，表现了一种统一天下的政治眼光，以开阔赵惠文王的心胸，激励他的政治抱负，是很有深意的。行文气魄宏大，比喻也很贴切。燕溪石城在最北，故喻为锋；齐代稍南，左右并列，故喻为两刃；赵卫南北相接，而地处正中，故喻为剑脊；周宋又南，左右相距稍远，故喻为剑珥；韩魏在周宋之间，南北纵列，故喻为剑柄。论治国之道却避开治国言辞，据赵惠文王之所好以治剑为喻，而且语言整饬，很富有文学性。以下论诸侯之剑、庶人之剑与论天子之剑文字骈联并列。通过具体描写说明作为一国之君应有之选择，说理透彻，又有感染力。所以我们把本篇与庄辛的《谏楚襄王》也作为赋来看。实际上，它们与唐勒的《论义御》、宋玉的《风赋》《钓赋》极为接近，反映了赋体文学在其早期阶段与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并生的状态。
本赋之所以可以作为小说来看，因为它并不像其他赋作那样是对讽谏辞令以及游说活动的客观反映。从其史料价值说，所写庄辛劝说赵惠文王之事，宏观上自然是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带有夸饰与想象的成分。文中把赵惠文王的好勇无谋、盲目浮躁以及强于外而脆于内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内容恐怕不是当时所敢说出的，庄辛那段精彩绝伦的议论，也不一定是当时真实的记载。因此，本篇应是劝谏之后的追述之作。这就与小说的性质相合了。当然，赋中所蕴含的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国强民安的政治理想，既与庄辛的《谏楚襄王》相一致，也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纵横之士。从这一点来说，南宋褚伯秀所说：“《说剑》一篇，辞雄旨伟，铿锵千载，岂浪鸣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确非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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