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汉书·李陵传》这篇传记含有深刻的意义，关系到人生立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历史的主体是人。《汉书·李陵传》的意义，正体现于传中所记载的人。
论传主李陵的为人，勇猛善战是其所长，而道义素养薄弱，则是其致命的缺点。李陵曾经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天汉二年（前99），李陵自告奋勇，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单于八万骑兵浴血奋战，转战千里，杀敌万人，确有乃祖飞将军李广的遗风。但是，李陵终于兵败投降匈奴。
李陵由汉朝的一员猛将变为一降将，这可以找出好多主客观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李陵自己在最后关头的贪生怕死。本传记载：“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李陵所谓无面目报陛下，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话。兵败回国，固然无面目见人；但是，变节投降，又有何面目见人？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李陵决不是不懂这些。《汉书·苏武传》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自述：“陵初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可见他本心并不甘愿作背叛汉朝的人，忠于汉朝与背叛汉朝、道义与不义的大是大非，他完全明白。然而，李陵毕竟还是投降了。事实很清楚。校尉韩延年战死，而李陵投降。韩李二人面对生与死所作出的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韩延年宁死不屈，真正不怕死，而李陵投降敌人，是贪生怕死。千古艰难唯一死。李陵本来是猛将，可是到了生死关头，过不了生死这一关。这应该发人深省。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不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敢带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与八万匈奴骑兵奋战。但是，也不能说李陵的勇气是完全真实的，他究竟过不了生死考验这一关。如实地说，李陵的勇气是无根柢的，只是血气之勇。这种血气之勇，并不能成为他生命的主宰。在终极关头，主宰他生命的是个人的欲望，是终极关头见利忘义、苟且偷生的欲望。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的中国传统美德，与李陵的精神生命不相干。道义与不义，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知识，并没有深入他的内心。在李陵内心，道义感是无根的。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人一旦背叛了这些价值，就是葬送了自己生命。这样活着，不过是活着一副躯壳。也许李陵的本心，存有过找机会立功归汉的侥幸念头，可是一旦投降敌人，事情就由不得这种本心了。后来李广利率领汉军征匈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到这个时候，李陵便成了汉朝的凶恶敌人。李陵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个背叛祖国的人的必然结局。李陵变节后，也曾“忽忽如狂，自痛负汉”；也曾面对汉使，默默无言，而说出“吾已胡服矣”这样沉痛的话。看他的本心与结局，看他投降前后判然而为两人，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和惋惜。活着，要作为一个人活着，而不能失掉人之所以为人，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价值。这，就是《汉书·李陵传》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汉武帝刘彻是《汉书·李陵传》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透过班固的史笔，可以看出武帝的一些性格特征。武帝为人，多疑而又轻信。他听了路博德请求推迟出兵的话，就怀疑且认定这是李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路博德是老将，以自己作李陵的后援为耻，如何可能为李陵来游说？然而武帝不察。这是多疑。后来李陵奋战直至兵败，路博德竟然按兵不动，见死不救。用路博德这样的人作李陵的后援，便是武帝的轻信和战略失误。可见武帝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将领。知己知彼，是用兵的前提。武帝作为汉朝的最高统帅，多疑而又轻信，并不能知己，这是导致李陵兵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武帝为人又刚愎暴戾。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讲了同情的话，希望朝廷给时间让李陵立功抵罪，武帝竟然把司马迁当作叛逆来治罪，施以腐刑。武帝听公孙敖说，李陵教匈奴练兵对付汉军，在并未查明情况的条件下，便族灭李陵全家人，而他们都是无辜者。从这两件事，已足见武帝的刚愎暴戾。客观地说，武帝为人，也还有能够一定程度地反省、补过的长处。“久之，上悔陵无救”，说出“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的话，并“遣使劳赐陵馀军得脱者”，又派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都是能够反省、补过的表现。然而，有些事不是靠补过就能挽回的。杀了那么多无辜者，他们的生命就已无法挽回。多疑、轻信、粗暴，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普通人身上，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当这些缺点存在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主身上，就是危害无穷，而不可容忍的。多疑、轻信、刚愎暴戾，这是由专制制度及无限权力所造成的专制君主的通常的恶劣品格。正是在揭露武帝阴暗面的这些地方，体现出班固作为优秀史家所具有的正义感。班史这种揭露专制君主黑暗、对历史真实负责的正义感，是直接地继承于司马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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