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段，提出必须废除诽谤（指议论是非）罪。作者强调，废除诽谤之罪，才能“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达到天下太平。作者在主张尚德缓刑、废除狱吏政治的同时，特别要求废除诽谤罪，用意至为深远。依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接受政治批评，是君主是否明智，政治是否有道的重要标尺。《尚书·商书·说命中》即云：“唯木从绳则正，后（指君主）从谏则圣。”而能够接受政治批评的主要标尺，则在于形成一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风气。如《尚书·周书·洪范》云：“谋及庶人。”《国语·周语上》云：“为民者宣之使言。”《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子产不毁乡校，曰：“是吾师也。”从刑法角度说，定诽谤罪，则易开滥刑之风。所以，作者以“诽谤之罪不诛”收束全文，实是尚德缓刑主题之高扬，亦是中国文化政治智慧之凝聚，意味深长。
《尚德缓刑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此书不仅深刻揭露了汉代黑暗残暴的酷吏政治，而且体现出汉代士人直面黑暗政治，敢于为人民伸张正义的道德勇气，力争以文化理想扭转现实政治的传统风范。依中国文化，天道（相当于希腊斯多亚派学说之自然法），是人类普遍具有的道德人性的终极根源，亦是人类生活的终极法则。因此，政治法律都应当服从于天道这一终极法则，政治应当是道德政治而不能是刑法政治。在儒家士人看来，以刑治为特征的法家政治，是违悖天道与人性的。路温舒所提出的尚德缓刑，革除酷吏政治，思想依据即在于此。在汉代，酷吏以武帝之世为烈，而循吏（奉法循理之官吏）则以宣帝之世为盛（参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五《循吏酷吏之出视上之趋向》条）。宣帝是杂用霸王道之君主，其政治局面之被逐渐扭转，显然是与汉代士人如路温舒们的奋斗努力分不开的。
《尚德缓刑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第一，体现了西汉散文向上一路的醇厚风格。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汉文醇厚”，“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又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唯董仲舒一路无秦气。”此文正是醇厚无秦气的向上一路的汉家文章。这种醇厚的文风，是由深厚的情感和深厚的学养而生成。“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等语，沉痛恻怛，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之维护，亦足见作者同情心之深厚。依据《春秋》大义以立论，则足见其学养之深厚。第二，论证严密，真实感强。作者援引历史教训，依据《春秋》大义，针对现实，提出革除酷吏政治的主张，进而层层分析酷吏政治的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论证严密，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但是，这种说服力又不仅来自推理分析，而且来自对现实存在的真实感受。文中揭发“治狱之吏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种种黑暗内幕，尤其援引当时俗语“刻木为吏，期不对”，反映人民对刑讯逼供所抱有的决不认供的共识，都具有极其强烈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系来自作者的切身经验。《汉书》本传载路温舒出身狱史，历官至廷尉史，可知他对刑狱上下之内幕，无辜人民之苦难，无不深深了解。唯温舒与一般狱吏不同，他有未泯灭的良心，且“又受《春秋》，通大义”（本传），更培养了他的良知。第三，骈散兼行，文句工俪，所以是标志汉代文章从散文向骈文发展的一篇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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