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的传授源流相传为：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汉末郑玄为之作笺，唐孔颖达等又因郑笺作《正义》。到清代，马瑞辰着《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除纠孔之失外，颇多创见。陈奂着《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舍郑用毛，发挥义蕴颇多。惟郑虽不尽遵毛，实亦别有所得，王国维《玉谿生年谱会笺序》曾论及之。可见各家都各有短长，不可执一而取，务宜择善而从才是。以上诸书，当是研究汉代《诗经》学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据魏源的《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这里所录的为列于《国风》首篇《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旧日选文，自萧统《文选》始，都是这样选录的，可是其中也有大小序的论断之别。如《文选·毛诗序》《十三经注疏诗序》等，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称“大序”，以下称“小序”，这原本于汉人相承之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恰好与之相反，而以“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谓之“大序”；其各序一诗之由者，谓之“小序”，后来宋人大都相承此说。唐成僎《毛诗指说》又以各诗序文第一句称为“小序”，以后文字都属“大序”。孔颖达《毛诗正义》又以《关雎》前列诸文皆为“大序”。今既选此节全文，自当以孔氏为准，无暇与其他异说辩难。
序中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麟趾》之化”等等，自然是汉人穿凿附会上去的东西，与作诗的本意无涉。譬如同一首《关雎》，毛诗以为美诗，三家诗又以为刺诗，《韩诗外传》卷五又以为美诗，与《内传》不同。忽美忽刺，漫无定准。当然，在人世间原不乏丑恶的现象和美好的憧憬，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自不免有美有刺，但如果把所有的诗都说成是非美即刺，就未免将文学的表现看得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这种立论自然是不足为训的，不过，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中所说：“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89页）比如，后世许多深文周纳的文字狱，甚至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似乎都与这套说诗的方法有牵连。这也就是我们务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加以深究的原因。
此序之论除有此弊之外，可取之说有三：
首先是对诗的认识问题。闻一多在《歌与诗》一文中，曾考出“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个意义，以证“志”即是“诗”。这是就语源来立说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字义的变化，汉代所说的“志”，已是诗人的“情志”了。一方面，在心为“志”，因“情”动于中而发言为诗，言之不足固可嗟叹永歌、手舞足蹈，以取其“发乎情”之真；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是任情之所之的，必须有所节制而能“止乎礼义”，这就是要达到诗之善。
其次是对诗所反映的内容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即认为从诗可以观政知世，用诗可以教民化俗。这个观点在序中是极为明确地阐明了的。
第三是论诗的艺术功用，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里从诗的思想作用谈到了艺术特性，这也就触及了美的问题。至于说到《诗》的六义，这里虽然只解释了“风”“雅”“颂”三义，可也涉及到体和用的问题。“主文而谲谏”云云，就很突出地指出了刺上之“风”的艺术特色。
《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是聚讼纷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论《诗序二卷》，参考诸说，“定序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态度比较谨慎。后崔述《读风偶识·通论诗序》，始根据《后汉书·儒林传》之意，坐实为卫宏所着。然其绪说实本诸前人，纵手笔出自卫宏，也是裒辑之功为多。如“言志”之说，本之《尚书·尧典》；“声成文”诸语，本之《礼记·乐记》；“六义”之说，本之《周礼·春官·大师》。或小易其字句，或删节以成文。崔述称美它“章法井然，首尾完密”云云，其实全然未必。文中脉络不贯，卯榫不接之处，初按即知，即使汉前之文，也没有这么紊乱的。如次段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段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言与歌，声与音，彼此间接榫就欠妥。又如四段言诗之六义，只释其三，致使后人于赋、比、兴之说，遂多异词。再如四段言风，却未说雅，忽又言及变风、变雅，随即又释及变风而不及变雅，接着再释雅，而变雅仍告阙如。还有如末段“然则《关雎》《麟趾》之化”云云，像是《二南》的总批，而措语亦失伦次。“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宜置于“王化之基”以后，始有总结之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云云，亦似《关雎》之总批或小序，其用当与首段同，撮合一处，反而会更合适。
由此可见，这当是采摭众说而弥纶未安之作，不着作者之名，或即此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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