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史记》和《汉书》本传合称“天子游猎赋”，南朝梁萧统在《文选》中始分为两篇。这篇力作给司马相如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转机，司马相如由家徒四壁的穷书生，一跃而成为天子的近臣郎中，出入宫廷，侍奉帝王。这篇赋作是汉代叙事大赋的典范，代表着汉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因为它倾注了司马相如全部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才华。《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正是这个原因，此赋成了后人褒贬汉赋的争论焦点。平心而论，《上林赋》是将强烈的政治热情、丰富的思想主张、巧妙的讽谏方式及娴熟的创作手法熔于一炉的鸿篇巨制，可谓百代无匹的佳作。
《上林赋》是《子虚赋》的续篇。如果说，《子虚赋》为情节的发展作了必要的铺垫，那么，《上林赋》则“曲终奏雅”，揭示了作赋的主题。
《上林赋》的整体构架，是以天子的代表“亡是公”竭力夸扬帝王苑囿的广大富有、宫殿的林立富丽、田猎的盛况空前、宴乐的惊天动地，来压倒诸侯的代表“子虚”“乌有先生”对齐楚的称美。这种更推进一层的描绘，最典型地表现出汉代叙事大赋的艺术技巧：排比铺陈，不尽不止，破空而来，气势博大；想象虚构，夸张扬厉，光怪陆离，“气号凌云”；叠字韵语，艳辞丽句，“繁类成艳”，奇异宏富。赋篇描绘上林水流的壮观，从“荡荡乎八川分流”的竞相奔驰，写到“翯乎滈滈，东注太湖”的汹涌浩渺；从“沸乎暴怒，汹涌澎湃”的涌猛势态，写到“砰磅訇礚”的骇人声响。叙上林苑的物产，水中族类、玉石宝物、飞禽走兽、树木花草，无所不列。状天子游猎的盛况，“殷天动地”的车驾，“搏豺狼，手熊罴”的惊险，“追怪物，出宇宙”的淫乐，“填坑满谷，掩平弥泽”的猎获，极尽铺陈之能事。这些面面俱到的排比描写，达到了穷形尽貌的境地。《上林赋》的夸张令人叹服。“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日月出没其中，上林苑的广大无边可以想见；“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宴乐的欢畅，歌舞的动人，被夸饰到了极点。想象虚构是司马相如又一精彩之笔。如描绘建筑的高耸雄姿：“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夷嵏筑堂，累台增成，岩窔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佑谖髑澹涣猷粞嘤谙泄荩瑐瑏缰伦，暴于南荣。”奇想出宏域，这里以下不见地，上扪苍天，众星往来，仙人游历，寄实于虚，形象地衬托出宫馆的突兀奇异，富丽无比。赋家“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艺术构思，赋体文学排比夸张、虚实相生的创作技巧，大赋笔力雄健、意气纵横的风格，于此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难怪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誉道：“《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则称美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
作者如此着墨，是颂扬还是暴露？前人早有正确的定论。司马迁说：“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又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司马贞《索隐》云：“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唯取终篇归于正道耳。”这里所揭示的“卒章显志”是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
《上林赋》共有十四个段落，前十一段铺陈叙事，突出地表现了叙事大赋的艺术成就；后三段说理陈志，集中地体现了讽谏的政治内容和讽谏的艺术手段。首先，“言天子之悔过，以示讽谏”（清何焯语）。赋篇在逐层推进的夸扬之后，突然转折，写天子怅然长叹：“此大奢侈！”这一结论全然推翻了前文的夸扬，暗示出作者夸饰上林，渲染田猎，是在暴露奢侈，而不是歌颂功德。继而巧借天子之口，提出了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励民垦荒辟地，发展生产；开放苑囿山泽，以便民利；开仓济贫，恩泽天下；减轻刑罚，改革政治。这种主张对于节制腐败、减轻民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如此强烈的讽谏内容，若是直陈则为指责君过，就不可能收到“奏之天子，天子大悦”的效果；而让天子自悔改过，就表现出天子的圣明，这正迎合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这种言褒意贬的讽谏，委婉而深刻。其次，借题发挥，语意双关，曲意讽谏。作者以天子田猎为话题：“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这里字面是写天子春秋田猎游乐于苑林之中，语意则是规劝天子要潜心于儒家的六经，推行仁义之道，借鉴《春秋》史书所总结的历史上成败的经验。“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揜群雅。”这里全是双关语：狸首、驺虞、玄鹤，既是动物名称，又是古代诸侯天子行礼仪式所奏的乐章；干戚，既是捕捉动物的工具，又指舜以仁义感化人心的手段；群雅，既指乌鸟，亦喻文雅贤俊之士。可见字面是写天子射杀各种禽兽，语意则是劝谏天子要以礼仪为准则，以圣王为榜样，广收贤才。清人朱珔已洞察出其中微妙的讽谏，他说：“时武帝崇奖儒林，立五经博士，因借作颂扬，引之于正，以申下讽谏之语，庶几言之者无罪。长卿赋殆有微指。”（《文选集释》）再次，正反对照，直言讽谏，收结篇意。作者先叙述天子行仁义而“天下大说（悦）”，进行正面引导。接着由正而反，指出终日纵情田猎的危害：于己“劳神苦形”，于兵“抗士卒之精”，于民“百姓被其尤”，于国“费府库之财”，于君“忘国家之政”。身为文学侍从，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如此大胆尖锐地告诫帝王，确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乃是代言立论，通篇假设“亡是公”居高临下地指责诸侯，讽谏的主旨虽明确，而“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刘熙载《艺概·文概》），“劝百讽一”，效果甚微。
汉代叙事大赋形成于枚乘的《七发》，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从体制来看，由《七发》所形成的七体赋，除去几篇了无生气的模拟之作外，都转向抒情说理，如东方朔的《七谏》、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而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则完全继承了相如的体制。篇末讽谏也成为汉叙事赋的定式，如扬雄《羽猎赋》结尾提出“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的政治主张，张衡《东京赋》结语指责“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尤其是《上林赋》“奔星与宛虹入轩”的幻境虚构，飞廉、騕褭的神物假设，后人“酌其余波”，扬雄作《甘泉赋》，“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刘勰《文心雕龙·夸饰》），张衡《西京赋》则用海若神状描西京的富有。以叙事大赋而言，《上林赋》真谓“卓绝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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